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地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现行体制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