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讲故事时为什么不给空间一份重要角色呢？而且（我对自己说），我头两部小说讲了太多关于修道院和博物馆的事情，它们都属于封闭的文化空间。我应该试着写开放的自然空间。我怎么才能让一部小说充满广袤的开阔地带—除了自然，别无所有呢？只有将主人公放到一座荒岛上。

与此同时，世界时钟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能给出地球上每一位置的当地时间，并标示出位于180度经线上的国际日期变更线的那种。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变更线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读过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但是我们并不时常想到它。

我的主人公必须是在那条变更线的西边，并且能看到变更线以东的一座岛，在那座岛上，时间是一天以前。他在遭遇海难之后不能漂流到那座岛本身，但那座岛又要在他滞留之处的视野之内。同时他还要不会游泳，逼迫他眼巴巴盯着那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和他遥不可及的小岛。

我的那只世界时钟显示，在阿留申群岛上就正好有这么一处影响我主人公命运的地方，但我不知道如何安排让他滞留在那儿。我能不能让他在沉船后漂到一座石油钻井平台上？前面说过，如果写一处具体的地方，我就一定得亲自去那儿，可要说是去像阿留申群岛那样的一处寒冷地域，对我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然而，就在我思量我的困境、翻阅我的地图集的同时，我发现国际日期变更线也穿过斐济群岛。位于南太平洋的斐济群岛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有深厚的联系，其中很多岛屿在17世纪就在欧洲广为人知，而我对巴洛克文化颇有了解—那是三个火枪手以及黎塞留主教活动的年代。我只需要有个开始，接着这部小说就能两条腿走路，一切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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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者一旦设计好了具体的叙述世界，语句章节自然会依据那个特定世界的要求，随后跟上。正因为如此，在《玫瑰的名字》中，我采用的文体和中世纪的编年史家相符：严谨、单纯，必要时平淡无味（一位名不见经传的14世纪的修士写出来的东西不会像乔伊斯，回忆往事也不会像普鲁斯特）。再进一步分析，据小说的设计，我所做的只是抄录一份中世纪文本的19世纪的翻译稿，因此，小说的文体只是间接地仿效中世纪编年史家当时所使用的拉丁文体，更直接的其实是他们在近代的翻译者所使用的文体。

《傅科摆》采用了多种语言风格：奕格礼伯爵的博学、古雅的语言，艾登提上校的假冒邓南遮式的法西斯言论，贝尔勃的秘密文件中所使用的玩世不恭、带有嘲讽意味的文学语言（其对文学作品的频繁引用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版商加拉蒙的庸俗的文体，还有那三位编辑在他们不负责任的幻想中所采用的张狂的对话，将学识渊博的典故和幼稚的双关语混在一起。这些“语域之间的穿梭”所依赖的并不是某一简单的文体上的选择，而是由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