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昨日之岛》而言，文化年代是决定性的因素。小说中叙述者和人物之间不断进行对话，同时叙述者和人物又把读者当做他们之间争论的证人和同谋，不停地向读者发出呼吁。故事发生的文化年代不仅影响了小说的风格，而且影响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互动这样一个结构。选择这样一种“元叙事”是因为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说话的风格应该是巴洛克式的，然而我本人说话的风格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只能采用一位情绪多变、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者：有时候小说人物过于铺张的文字会惹火他，有时候他会惹火小说中的人物，还有的时候他会向读者道歉，好让那些铺张的文字显得不那么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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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谈到了：一、我创作的起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念头或意象；二、筑造叙述世界决定了小说的文体。我在小说领域的第四次尝试，《波多里诺》，却违背了这两条原则。就至关重要的念头而言，至少在头两年里，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念头，可如果你有太多所谓至关重要的念头，这也表示它们并非至关重要。后来我决定，我的主人公应该是出生于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小男孩；亚历山德里亚是我的故乡，创建于12世纪，曾被红胡子腓特烈带兵围困。此外，我还想让我的波多里诺作为传奇人物加里欧多的儿子。当红胡子腓特烈围城快要成功的时候，是加里欧多用了毒计、谎言和骗局让他功亏一篑。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得去读这本书。

《波多里诺》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让我回到我热爱的中世纪，回到我的故土，回到让我入迷的虚构和伪装。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不知道如何开头，采用什么样的文体，也不知道我真正的主角是谁。

我考虑到，在当年，在我老家那块儿，人们已经不说拉丁语了。他们用的那种新的方言在某些方面和如今的意大利语很相近，而当时意大利语还处于发源期。可是那个年代意大利东北部的方言如今已经没有任何记载，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发明一种通俗用语，一种假想的12世纪波河平原人们使用的混杂语言。我想我努力的结果还不算差，因为我的一位讲授意大利语言史的朋友告诉我，波多里诺使用的语言不是完全缺乏可能性的，虽然没人能证实或质疑我的发明。

翻译这本书的译者都很有勇气，但书中使用的语言还是给他们带来很大挑战。我采用的语言同时提示了我，让我明白了我的主人公波多里诺的心理世界，也让我的第四部小说和《玫瑰的名字》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谈吐高雅的知识分子，而类似流浪汉小说的《波多里诺》多的是农民、武士、放荡不羁的吟游书生。这么说来，我采用的文体最终决定了我要讲的故事。

话又说回来，我必须指出，和其他小说一样，《波多里诺》也得益于一个感人至深的开篇意象。我多年来对君士坦丁堡很感兴趣，但我从来没亲历亲见过。为了找一个理由去那儿参观，我需要写一部关于这个城市以及拜占庭文明的故事。于是我去了君士坦丁堡。我把这个城市的里里外外都考察了一遍，同时也找到了我的故事的开篇意象：在1204年被十字军火烧的城市。

有了火焰中的君士坦丁堡，再加上一个年轻的骗子、一位德国皇帝、一些亚洲怪物，也就有了这部小说。我承认，这听起来并不像是有说服力的方案，但对我来说还算管用。

我还要附加一句，在广泛阅读拜占庭文化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那一时期的一位名叫尼基塔斯·蔡尼亚提斯（Niketas Choniates）的希腊历史学家。我决定把整个故事写成已经被假定为骗子的波多里诺交给尼基塔斯的一份报告。我又用上了我的元叙事结构：在故事中，不仅尼基塔斯无法确定波多里诺在复述的到底是什么，就连叙述者和读者也同样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