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说过，一旦我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象，故事就可以不需要外力，自然而然衍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么说没错，但为了让故事向前延伸，作者就必须设置一些制约因素。

对于任何艺术创造，制约都是不可或缺的。画家决定使用油画颜料而不用蛋彩颜料，在画布上创作而不在墙壁上；作曲家选用某一特定的调式作曲；诗人选择写押韵的双行体或是十一音节诗行，而不写亚历山大体诗行—这些都是艺术家设定制约体系的例子。即便是先锋派艺术家，看起来似乎是在避免任何约束，但其实他们只是加入了其他不为人察觉的制约因素而已。

在《玫瑰的名字》中，我选择了《启示录》中七天使吹响七支号角的典故作为故事中事件发生的框架。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制约因素。另外一种限制是将故事放到一个特定时段，因为在特定历史时期，一些事情可以发生，但另一些事情则不可能发生。《傅科摆》中的一些人物沉湎于神秘主义，受此启发，我决定这部小说的篇幅应该不长不短正好一百二十章，故事本身要分十部分来叙述，就仿佛是卡巴拉教的十个“源体”（Sephiroth）。这也是一种制约因素。

《傅科摆》设置的另外一种限制是，小说中的人物必须亲历过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贝尔勃后来是在电脑上写他的秘密文件的，而电脑的使用对故事的叙述形式也有相当影响，因为书中故事情节的随机偶然性和不同细节互相组合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电脑的启发。由此算来，小说末尾的情节最早也只能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因为第一批带有文字处理程序的个人电脑直到1982年至1983年间才在意大利出售。为了让时间从1968年跨越到1983年，我不得不找个地方让我的主人公卡素朋在那儿待着。到底是哪儿呢？我回忆起了我在巴西亲眼目睹过的一些神奇的仪式，于是决定让卡素朋在巴西滞留十多年。很多读者认为这一段插曲太过冗长，但对我（以及一些宽容善良的读者）来说，这一段插曲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巴西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种如梦似幻的预警，暗示着书中其余部分那些人物的命运。

如果IBM或苹果电脑早六七年开始销售高品质的文字处理机，我的小说会和现在的这部很不相同。巴西不会出现在故事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那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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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岛》所依据的是一系列时间上的限制。比如说，黎塞留主教去世之日是1642年12月4号，我想让我的主人公罗贝托当日人在巴黎。是否一定有必要让罗贝托出现在黎塞留的死亡现场呢？完全没必要。即使罗贝托没看到黎塞留临终前的痛苦，我的故事也不会有两样。而且，当我引入这样一个制约因素时，我并没想过它有什么可能的功效。我仅仅是想描绘垂危之际的黎塞留，这仅仅是出于施虐的快感。

但这个制约因素迫使我去解开一个谜。罗贝托必须在次年8月抵达他要去的岛屿，因为我是在8月份考察那些岛屿的，我只能描绘那个季节的日出和夜空。一艘航海船在六七个月内从欧洲开到美拉尼西亚并不是不可能，但到了这一刻，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过了8月份，得有人在罗贝托待过的那艘船的残骸里找到他写的日记，但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很可能是在那一年6月之前—也就是说，在罗贝托之前—抵达斐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后一章插入了一些提示，想说服读者，也许塔斯曼曾两度驶过斐济群岛，只是没在航海日志上记下第二次的访问。（至于为什么，作者和读者都可以饶有兴味地去想象：沉默、阴谋，以及各种模棱两可的解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布莱船长在逃脱“恩惠”号哗变之后，停靠在了斐济岛。（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假设，也是融合两个文本世界的富于反讽意味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