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文本和诠释者(3)

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 作者:(意)安贝托·艾柯


我们怎么才能证明对文本意图所作的某种揣摩是合情合理的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文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拿来参照。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出自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对某一段文本的阐释如果可以被同一份文本的另一部分所证实,那么这种阐释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我们就必须摒弃这种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内在的统一性控制了读者通常难以控制的阐释冲动。

让我举个例子。我这个例子中的文本—《芬尼根守灵夜》—刻意地,甚至是程序化地鼓励读者去作最大胆的诠释。在1960年代,有一本叫做《〈守灵〉通讯》8的学术期刊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芬尼根守灵夜》有哪些凿凿有据的历史性暗喻可以被确认出来,比如说德奥合并9,以及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10为了质疑这些阐释,内森·哈尔珀指出,Anschluss也有一般的非政治性的含义(比如说“关联”、“包容”),对上下文的分析无法支持那种政治性的解读。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找到任何你想要找的东西都很容易—为了证实这一点,哈尔珀举了贝利亚 11的例子。首先,在“蚂蚁昂特和蚱蜢格雷斯霍珀的故事”12的开头,他注意到乔伊斯用了这么一个词:“苏 维 埃!”(So vi et!)他想这可能与故事中的准共产主义的蚂蚁社会有关联。再翻过一页,故事又提及一个“berial”,乍一看觉得是“burial”(葬礼)的变体。这会不会是暗指苏联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Beria)呢?但贝利亚是在1938年12月9号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位普通官员,在西方无人知晓,而在1938年12月,乔伊斯的手稿已经送入印刷厂了。而且,“berial”这个词在1929年发表在《过渡》杂志第十二期的版本中已经出现。这个问题通过外部证据得到了解决,然而有些解读者甚至相信乔伊斯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可以预见贝利亚地位的提升。这真是荒唐,但在乔伊斯的粉丝中你能听到比这更可笑的观点。

比外部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内部—也就是文本本身—提供的证据。在《〈守灵〉通讯》接下来的一期中,鲁丝·冯·普尔(Ruth von Phul)指出,“苏 维 埃”(so vi et)也可以是威权宗教团体所使用的类似于“阿门”的祈祷用语,前后段落的上下文语境不是政治性,而是与《圣经》相关的。故事中的蚂蚁昂特说:“正如贝皮(Beppy)的疆土辽阔无边,繁荣昌盛,我也将君临盛世,再显辉煌!”“贝皮”在意大利语中是“约瑟”13的昵称,“berial”可能是暗指《圣经》人物约瑟(雅各和拉结之子)两次被象征性地埋起来,一次是被扔进一个坑里,一次是被关进监狱。约瑟生了以法莲,以法莲又生了比利亚(Beriah)(《历代志》上第23章第10节),而约瑟的哥哥亚设有一个儿子也叫比利亚(Beriah)(《创世记》第46章第17节)14。冯·普尔还指出了诸多类似的细节。15

冯·普尔找到的许多典故毫无疑问有些牵强,但不可否认这些篇章中援引的典故都涉及《圣经》。所以,文本本身提供的证据也将拉夫连季·贝利亚排除在乔伊斯的杰作之外,想来圣奥古斯丁也会同意。

文本是一件工具,创造文本是为了产生文本的标准读者。标准读者并不是那种能做出“唯一正确”的猜想的读者。一份文本所能预见的标准读者,有资格尝试无穷无尽的猜测。经验读者所能做的就只是对文本所设定的标准读者的类型进行猜测。16既然文本的基本意图是产生一个能就文本进行猜想的标准读者,那么标准读者的任务就在于琢磨出一个标准作者到底是怎样的—它首先不是经验作者,而且最终与文本的意图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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