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一份文本的意图意味着认识到一个符号策略。有时候我们可以根据由来已久的文体惯例来探测符号策略。如果一个故事以“从前……”开始，我就不妨认为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而故事所描绘和设定的标准读者是一个小孩（或是一位很想以童真心态回应这个故事的大人）。自然，这个故事的基调也许是反讽，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以一种更精微细致的方式去阅读随后的文本。但即便是随着文本的展开，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份文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我们仍须记得，这份文本假装以童话故事的形式开头。

当一份文本像装在漂流瓶里的信笺一样被发送到世界里，也就是说，当一份文本的创作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一个读者群体—我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诗歌或故事，而且是像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作者知道，对他或她的作品进行阐释的依据将不会是他或她本人的意图，而是一套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策略。这套策略同时也牵涉到读者，以及他们阅读和运用作为社会财产的语言的能力。所谓“社会财产”，我指的不仅是有一套语法规则的特定语言，还有这种语言的运用所产生的整套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这种语言所衍生出来的文化惯例，以及对使用这种语言的诸多文本（包括读者正在阅读的这份文本）所作阐释的历史。

阅读这一行为必须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即使任何一位读者都不可能对它们完全熟知。因此，每一个阅读行为都是一项复杂的交易，交易的一方是读者本人的能力（读者的世界知识），另一方是某一文本所设定的、以较“经济”的方式—以既能增进对文本的理解和欣赏，同时又有上下文语境支持的方式—阅读文本所需具备的能力。

一个故事的标准读者不是经验读者。当我们阅读一份文本时，经验读者指的是你、我、任何人。经验读者以多种方式进行阅读。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如何阅读，因为他们常常把文本用作承载他们自身激情的工具，而他们的激情，或源于文本之外，或仅仅是被文本偶然地唤醒。

有的读者会以经验读者的方式，而不是以标准读者的方式来阅读我的作品。让我举几个这样的有趣例子。我的第二本小说《傅科摆》出版后，一个多年不见的童年好友给我写了封信：“亲爱的安贝托，我不记得告诉过你我可怜的叔叔和阿姨的故事，但你却把它写进小说，实在是太冒失了。”在我的小说里我讲述了某一位查尔斯叔叔和凯瑟琳阿姨的几段经历。在故事中他们是主人公杰可波·贝尔勃的叔叔和阿姨。不错，这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我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我童年时代的关于我自己的叔叔和阿姨的故事，当然我对细节做了修改，我叔叔阿姨的名字和小说人物的名字也不相同。我回复我的朋友说，查尔斯叔叔和凯瑟琳阿姨是我的亲戚，不是他的（因此我对这个故事享有版权），况且我甚至连他有一个叔叔或阿姨都不清楚。我的朋友道歉说，他进入故事进得太深了，故事中的一些事件他仿佛认出也曾发生在他叔叔阿姨的生活中。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在战争年代（我的故事所追忆的那段时期），不同的叔叔和阿姨们可以经历类似的事件。

我的朋友到底是怎么了？他在我的故事中搜寻一些东西，而他找到的却是他的个人回忆。他不是在阐释我的文本，而是在使用它。当然，拿一份文本作为白日梦的材料，并不是不可以；我们都经常这么做—但这不是公众行为。以这种方式使用一份文本，意味着把它当做自己的私人日记，任思绪在其中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