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一提，在苏联还远没有实施改革的时候，《玫瑰的名字》在某个东方集团国家翻译出版，译者给我打电话，说小说开篇提到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带来麻烦。我回答说，我不同意对我的文字做任何修改，如果对这本书有任何审查删改，出版社将负全责。然后我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我开篇提到布拉格是因为布拉格是我喜欢的有魔力的城市之一。但我也喜欢都柏林。你可以把‘布拉格’都换成‘都柏林’，结果都一样。”译者抗议说：“但俄国人没有入侵都柏林！”我答复说：“那不是我的错。”

最后一点，贝伦加和伯恩加特两个人物名字相近可以是纯属偶合。无论如何，标准读者都必须承认，这四处巧合—手稿、大火、布拉格、贝伦加—确实有些蹊跷。作为一名经验作者，我无权反对。但尽管如此，我近来看到了昂利奥小说的法文版，发现在他书中图书馆员的名字其实不是伯恩加特，而是伯恩哈特（Bernhard）—伯恩哈特·玛尔。科斯楚科维奇参照的可能是一本俄文版本，而法文原文按俄文使用的斯拉夫字母拼写时不够准确。这样说来，那些蹊跷的偶合至少有一项可以被排除，我的标准读者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但海伦娜·科斯楚科维奇又花了更多篇幅来证明我的书和昂利奥的书之间的相似之处。她说在昂利奥的小说里，被觊觎的手稿是卡萨诺瓦 32自传的原本。碰巧的是，在我的书里有一位次要人物叫纽卡斯尔的休（Hugh of Newcastle），在意大利文版里他叫乌戈·迪·诺沃卡斯特罗（Ugo di Novocastro）。科斯楚科维奇的结论是：“只有通过这两个名字的调换才可能构想出玫瑰的名字。”

作为一名经验作者，我可以说，纽卡斯尔的休并非出于我的创造，他是一位我所使用的中世纪文献中提到过的历史人物33：小说中方济各会使节和罗马教皇代表会面这一片断其实是从一部14世纪的编年史中衍生而来的。但是我不会指望读者知道这一点，而我的反应也不应该在读者的考虑之中。然而我仍然认为，我有发表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意见的权利。首先，纽卡斯尔34不是卡萨诺瓦（Casanova）的翻译。Casanova直译应该是“新房子”（从词源上说，拉丁文名字诺沃卡斯特罗，Novocastro，意思是“新城市”或“新营地”）。这么说来，如果说Newcastle暗指Casanova，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其实是暗指牛顿35。

从文本角度出发，还有其他一些细节可以证明科斯楚科维奇的假设太绕弯，不合逻辑。首先，纽卡斯尔的休出现在小说中，扮演的只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色，而且和图书馆毫无关系。如果文本想要暗示休和图书馆之间（以及他和手稿之间）存在关联，就应该多花一些笔墨。但文本对此一字不提。第二，（至少在有共通文化背景及百科全书知识的人的眼里）卡萨诺瓦是一个专业情人、浪荡公子，而小说对休的品行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第三，在卡萨诺瓦的手稿和亚里士多德的手稿之间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关联，我的小说也没有在哪儿对放荡不羁的行为持赞赏态度。 若想在我的小说中探寻卡萨诺瓦的痕迹，作为一位我自己小说的标准读者，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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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一场辩论中，一位读者问我“至高的幸福在于拥有你所拥有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些窘迫，宣称自己从来没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当时很肯定，因为有很多理由。第一，我并不认为幸福在于拥有一个人已经拥有的一切，就连史努比都不会说出这样一句平庸乏味的话。第二，一位中世纪的人物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中世纪人脑子里，幸福是需要通过现世的痛苦来获取的未来的一种状态。因此，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从未写出过这样一行话，和我对话的那位读者看着我，好像我连自己写了什么都无法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