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读《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前二册所记晚清事，深有感触。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说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经遥远得很，有时候想起来，不由得会把它当了“古代”。可是读这本日记，却又颇为恍惚，好些事情和场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说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日本（他先任筑地副领事，后二年充神坂领事）到二十年（1894）归国这一段时间里写的东瀛日记罢，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话语，就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让我想起去年日本旧游之地，如东京的后乐园：“园极林壑之胜，有小屋祀夷、齐，明王孙朱舜水于鼎革时避地日本所创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册，216页）。如镰仓的神社和大佛 “（八幡宫）有三石并列，大如栲栳，云时治则突出土，乱则没入地也，复有一石，高二尺许，绕以栏楯”，“（大佛）高五丈，建长四年上总国大野五郎右卫门铸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册，243页）。又如京都的四条，“四条桥浪花楼……楼对圆山，前临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汹涌有声。地颇喧闹，车轮屐齿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册，396页），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别是里面不断提到的高岛屋、三菱公司、“帝国伙蝶儿”（帝国Hotel），直让人恍惚中觉得历史好像并没有走过百年似的。

不过，有的世风人情在这百年还是变化很快，那时中国文人的出洋生活，现在是全然不见了，日本人的旧时风俗，如今也没了踪影。郑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读书，读的还是《说文》和《通鉴》，也读宋人笔记，偶尔学两句英文，读一读《明治时势史》、《明治开化史》（见1891年6月20日），还对日本的新政大为不屑，像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因为日本之乱而幸灾乐祸，说“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戒”（261页），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因了《日本新闻》讽刺伊藤“变法以来，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盖伊藤始终学西法也”（第一册，311页）。所以尽管身处变法的日本，仍然长袍马褂，过着如同国内士大夫的生活，狎妓听戏，吃茶饮酒，似乎乐不可支。一天到了浴室，见到“裸体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觉得怡然（第一册，211页），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风习？他批评日本人森大来肆意贬低中国的诗歌，则说到日本明治学西法以来虽然富强，但“汉学益衰”，所以搞得风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册，334页）。要到了甲午一战之后，他才在日记中有震惊和愤怒，“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册，482页）。次日日记中还抄录了唐景崧自台北来电，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第一册，483页）。看来，不变的是山川，常变的是人情，更容易变的是时势，难怪古人说“秦时明月汉时关”。

（199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