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李永炽译；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恰成对比。福山以为黑格尔所叙述的“历史”是从“寻求承认”出发的，人类文明即由此一内在力量所致，其基础既非物质欲求与达到物质欲求的计算能力（理性），而在于“人”与“动物”唯一根本差异处即柏拉图称来自“气魄”的“精神”。然而，二十世纪末期将临之时，以苏东解体、中国改变，宣告了拒绝承认“人之尊严”的体制的瓦解，而以承认“人之尊严”的民主、自由政体为大多数人接受，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人”之历史的结束。当此一时刻到来之时，人类将走入一个黑格尔“历史”所不能笼罩的时代。

看上去，他与亨廷顿宣布“文明冲突”来临有相当大的差异，表面上看，福山的乐观与亨氏的悲观恰成相反，但若从深处分析，却恰恰殊途同归。第一，两人均希望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以全面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现象；第二，两个人都承认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第三，两人都不同程度承认了过去历史中的种种看似合理的冲突（所谓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自由与反自由、道德与非道德）的基础，全然是“历史之虚构”或“意识形态之需要”，深入追问其依据的时候，原来却来自“自强”或“自尊”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福山不认为冷战时代结束之后，还会有新的虚构的差异作为冲突的基础，而亨氏则以“文明”为实在之差异，将构成新的冲突的基础。

（199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