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苑，在营房旁边一所房子大门前停下，我心里放心了。进去后吴团长亲自出来接我，进去一看，他的太太睡在床上。我去诊查过后，一点毛病没有，只胃里瓦斯膨胀而已。又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我的意思吃点药就可以了，他们一定要打针，觉得打针好得快。这也是在中国行医的一个怪现象，有的地方是要依从病人方面的要求的。等到他相信你以后，你说什么他都听了。我当时只得给她打一针，一下就睡了。吴团长还不放心叫我走，又拿出早饭来陪我吃。半点钟后这位太太醒了，说好了，马上走出来对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说这简直是神仙嘛，真是手到病除，过一天送匾来。我真又好气又好笑。我告诉他，你今天早上吓了我一大跳，不知还是我犯了罪，还是你们是绑票的。大家大笑一阵，又用汽车送我回来了。过了一个星期又请我到饭馆吃酒席，两桌客人，恭维我的不得了。等了一个星期，又送匾和两抬箱礼物，结果我花了十几块钱的赏钱，他可没有付我一个钱的医药账。车夫看护等他们倒赏了二十元。所以我听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净”。平常日子医院病室也总是满满的人。

正在热闹哄天的时候，我家内又出事了。不是我的弟妇有孕了吗？她快生产了，她从到北京以后，总是想死愿活地闹。自然了，一个新娘子那些新衣服都没有穿，现在天天来穿麻衣和白布灰布衣，多么难看，又不准擦一点胭脂粉什么的。有时不高兴，叽里咕噜的，我母亲就说：“谁叫你命不好，给公公翻死了？********不然你是一个独子媳妇，多快活！”这些等等的闲话说她，她虽然不敢回嘴，可是一天到晚不高兴。我因看她们的是非多，我就不常在家里待，每隔一天去走一下，四五分钟就回医院了。病人送我的东西我总带点去给她们吃用。

中国有句俗话，说“家里人不治家里人的病”，所以弟妇的生产我就定了北京教会的妇婴医院看。我平日告诉她注意头生，少吃大油腻酒菜，她都不听。叫弟弟带她到医院去查，她也不去，我自己忙，也问不了许多。到要生产的前一个星期，她忽然大烧大热的重伤风起来了。以后闻弟弟说是第一天忽然冷起来了，来不及做棉裤，就拿了一条红绸的棉裤出来穿。我母亲看见了说，她戴孝怎么穿大红的呢？翻过来穿里子好了，弟妇又不肯。大哭大闹，就给棉裤脱了，一冻，当夜就伤风。并且满床地乱滚，要死要活的。我那几天正忙，隔了三天回去看她们，看她已经支气管炎，很厉害了。听腹内小儿心音已弱。劝她入医院，怎么也不肯，请医生来也不肯，不要西医。我就请了翟绍衡来看，也不要。她回我：“姊姊若是给我送医院，我就寻死。”我母亲和弟弟又再三说是因哭闹的缘故，所以喉咙哑，又是病。我气极了，我说：“死了我可不管，我现在开产科医院，家内产科先出事，无非害我的名誉。”我就气走了。

当晚姨姨来说她们的事，实在不好管，每晚大吃大喝酒，总口口声声地闹不要活了，我看非出事不可，听说小儿在腹内已不动了。第二天早我就赶回去，一听，小儿已死在腹内了，就给她的哥哥和叔叔叫来，告诉他们的危险第一须入医院，第二小孩须取出来，我又叫了翟大夫和妇婴医院的张（女）大夫同诊。他们和我同样的说法，但是她家和我家没有一个人赞成，说你们外国医生回来的总是要动手术什么的，听其死活不准动。第七天大人已肺炎，肚子又痛，小儿头在门口不得出，结果还是我自己给他用钳子钳出来的。小儿都浮肿大了，大人心脏弱到极点；李大夫连给打了两针强心剂无用，只半小时就死了。我觉得又可怜又可气。看弟弟也非常可怜，不便骂他。可是我母亲不可惜媳妇，倒可惜孙子没有活，伤心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