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初次参加一种在北京白领圈子里流行的游戏，叫做“天黑请闭眼”。明亮的灯光之下，围坐在桌旁的人们闭上眼睛，示意天黑了，有人在黑暗中被杀害，头两个死者可以留下遗言，讲述对于自己遇害的想法。到了第三个死者，主持人宣布“没有遗言”。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那是在重庆两路口和菜园坝火车站之间山坡的棚户区，炎热的阳光下，她坐在一辆板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浮肿了，已经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车上。从火车站捡来她收养的母亲是擦鞋的，父亲是骑三轮车清理垃圾的工人，都要清早出门讨生活，只能把她留在这辆板车上。

周围的人说，以前养父白天托两位老年邻居照顾她，结果两个老头和一个棒棒（注：重庆特有的一种体力劳动者，以一根木棒肩挑货物谋生）下了黑手，用些糖果之类诱奸她，小女孩只有八岁，下身都弄坏了，去妇幼保健站检查，说她子宫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好的了，没有钱治，拉回来等死。

我见到了那个老人，他辩白说天地良心，自己拿她当孙女，哪会对这么小的女娃下手。在另一间依斜坡搭建的棚屋里，又找到了那个棒棒，他的屋里有一个女人，另外只有一口半边土灶，似乎连着山坡的生青潮气。他赤裸着晒成古铜色的上身，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两个肩头受力的位置，各长有一撮浑圆黑亮的汗毛，向上竖起，像专门修剪过的盆栽一样整齐。他指着那个女人对我说，你看，我不缺女人。话说回来，实在没有女人，我还可以去找“棒棒鸡”，也就十块钱一回儿。啷个得弄小女娃子哟 ！

没有什么能证明他们说谎，我回头找到了那个小女孩。她已经被闻讯赶回家的父亲抱回了家，坐在棚屋门口的一个小板凳上，靠着木板，她只能这么靠着墙壁坐一会。我在她面前蹲下来，问她那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害了她，她不出声，似乎对我怀有敌意。

一股情绪涌上我的脑门，我定定看着她的眼睛，加重语气问：

“你想不想活？”

她吃惊地抬起眼睛看我。我又加上一句：

“想活就说实话，我来帮你。不然，就没人能救你了。”

她看着我，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过了一下，开口说：

“我想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