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给我讲事情的经过，但她的记忆已经含混不清。她叫那个老头“爷爷”，喊那个棒棒“叔叔”，语气像是他们完全没有伤害过她，但忽然间会非常不耐烦，现出无法表达的、超出了孩子年龄的敌意，就像刚才她面对我的沉默。

两天后，她死在了自家的棚屋里。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我的眼睛，留下了遗言：“我想活。”

没有遗言的死者总是更多。小时候，我在核桃树下见到了第一个死人，是一个高高长长的小伙子，他是队上打核桃时从最高的树梢摔下来的，脸上青一道黄一道的，染着青皮核桃的气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一头摔死了。以后队办煤矿出了事故，七个大人躺在炭洞门口的煤渣上，头枕着一堆坑木，耳朵像是坑木长出的木耳。他们也全都不说话，尽管平时是家长。我对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感到恐惧。

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通常每家都会丢孩子，出天花、汤火关、落树、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只有那些躲过了筛眼，留在筛子里面的孩子能够存活。丢的孩子们消失了，留下来的孩子们，往往也在身上带有筛齿的伤痕：我本人的手臂至今留有惊心的“汤火关”（注：俗语，指小孩子容易遭遇烫伤和烧伤，以“关”形容其凶险和不易避免）伤疤，小学和初中班上的好几个男女同学，火伤疤盖住了半张脸，或者夺去了一大块头发。在上学过程中，还有同学加入消失的行列，譬如一个得癌症的、功课拔尖的女生和一个只用辣酱下饭呛伤了肺、在出生的土屋里死去的男生。他们也许留下了遗言，也许没有。

成年之后，以前同桌或是同班的伙伴，大部分离开课堂，走上打工、下矿、种地，或者是当发廊妹的轨迹，从童年开始的筛选过程并未终止，更多的人从命运的筛眼中漏下。一次矿难就可以夺去几十条性命，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我曾经提着一个矿工表弟的骨灰走在羊坊店通往北京西站的街上，也看到过一个被人贩运到非洲卖淫染艾滋病身亡的少女的初中毕业照。我的小学同学们有多少列入了亡故名单，对于过早离开乡村的我来说是个谜，只有几个腰身瘫痪或者患上尘肺的人作为见证。

在外面，我也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大人物，也有不名一文的叫花子，有思想家，也有脑瘫的儿童。前者或许有机会留下遗嘱，后者却没有人听他说话，或许失去了说话能力。命运既公正又势利，让死亡本身千差万别，却又用巨大的连成一体的沉默覆盖了这种差别，甚至消灭了凶手和被害人的区别。不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死者说过的话，就像在游戏中那样，“相信死者”。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留下遗言，也要记住他们的眼神、手势或者气味。

在衡阳大火后的殡仪馆外面，遇难消防官兵化作的油烟落到了我的头脸和衣服上，腻腻的一层，使我几天失去了对任何肉食的胃口。这或许是他们需要的致敬。在一座政府办公楼的地面，一个残疾人抱住没收他残摩（注：残疾人的摩托车）的副区长自焚跳楼，留下了褐色斑点。他的空房子里半床《潇湘晨报》像稻草一样腐烂，床脚长出了青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见识的死亡多于常人。在我赶到的时候，现场往往已经清理完毕，只能从残迹中寻找他们的遗言，还原遇难的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