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下午到上海，住南京路市工人招待所，第二天晚上迁到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参观博物馆和建设博物馆之外，和老朋友会面才是沈从文开心的事。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旬，沈从文借到南京和上海出差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和巴金等老友相见；时隔三年，这次他的心情要轻松许多。

他给巴金家打电话，陈蕴珍接的，依旧热情得在电话里嚷了起来。“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兴奋不已，想象着见面的情景，给妻子写信说：“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类的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枝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20；59，62）

三十日中午沈从文和巴金、靳以、陈蕴珍一起在巴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小饭馆吃午饭；十一月三日，一早就到巴金家取张兆和转寄到这里的信，两位老友在花园廊子前坐了两个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后来一同到慕鸣大厦去看靳以，沈从文戏称靳以为章大胖子，说他的房子大五间小二间，“阔气来哉！”（20；84）

上海还有一位友人，程应镠，沈从文习惯称呼他的笔名流金，其时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因“一二?九”文艺社要出版一个叫《青年作家》的刊物，来沈从文家里请求支持，沈从文写了一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创刊号上。从那时起，两人保持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尤其是在昆明时期，来往密切。他负责学校的历史学科建设工作后，受沈从文历史教学要结合实物这一观念的影响，筹办文物陈列室，委托沈从文代购了不少文物。程应镠陪沈从文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逛城隍庙。第二天沈从文又如约来程家吃晚饭，四个小孩子一字排开，他掏出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放到张开的小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孩子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当晚，沈从文宿在程家的小书房中。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时从北平到上海来开拓事业，先是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人间》两个月刊，组织“红黑出版处”，不久都相继失败；之后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聘请他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转往武汉大学任教以前，他在上海过了几年颇为艰难酸苦的生活。上海这座城市，他始终不能产生亲近感。多年之后旧地重游，仍然生疏隔膜如昔。但他也“理性”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旧上海是个“罪恶窝窝”，现在的上海变成了“十分规矩又极勤勉的社会”，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产品供应全国以及海外需要，“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20；74）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相聚虽然短暂，温暖的气氛和相知的默契，却是对从过往曲折延续到现在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无声肯定。是的，老友本身就是肯定，在老友面前，他用不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用不着否定自己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