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五个西方帝国和欧洲一些小国，再加上美国，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为战争做好了准备。这场战争，很多国家认为不可避免。

结盟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国际外交手段。德国和奥匈帝国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同盟。法国和俄国也通过签订双边防御协定走到了一起，双方约定一旦同盟国攻击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他们之间订立的协定立即生效。同时，俄国也把自己扮作一些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小国的保护者，并宣称支持这些国家反对外来威胁。挣扎在灭亡边缘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两大阵营之间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最终站到了同盟国一边。至于意大利，各国认为一旦欧战爆发它也会加入德奥同盟。比利时一直保持中立，这种态度不仅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而且也受到了1839年《伦敦条约》的保护。此外，大多数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国当时也持中立立场。尽管如此，这种中立的立场对于强权们在政治上故作姿态无关紧要。当时唯独英国没有拉帮结派，一直在履行着扶弱反强的历史使命，寻求实力均衡，而不是称霸整个欧洲。

后来一起重要的外交事件让德国愈发紧张起来，生怕陷入海陆被包围的境地。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并肩作战，对抗俄国，以争夺奥斯曼土耳其不再保持有控制力的地区，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走得越来越近。在1856年至1860年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国继续协同作战。到1904年时，两国又签订了《友好协约》。这份协约并非一份军事协定，其目的在于希望加深彼此的友谊与合作。两国民众都认为这份协约要归功于当时英国的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爱德华七世英明神武，目光如炬，而且身为英女王维多利亚之子，不仅使英国人对他敬畏有加而且使他在天资聪颖的法国人中也大受欢迎。这份协约的诞生，可能是因为爱德华七世在所有政客面前都能口若悬河，但是事实上他绝非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个促成之人。

虽然英国在这份协约中并没有对法国做出任何正式的军事承诺，但英国军方高层决定虽然英军实力有限，但这场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英军一定会再次与法军并肩作战。如果到时法国和德国交战，英国将会派遣一支远征军支援法国，而且英国将以此计划为中心开始进行军事部署。由于这项工作需要完全保密，所以将由英国皇家陆军的大脑——皇家总参谋部的人员负责。尽管如此，后来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欧战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他们一直对当时反战的自由党政治家们隐瞒了这项计划。

随着新世纪帷幕的徐徐拉开，各国国内的形势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紧张起来，因此都纷纷制订作战计划。虽然当时英法对于英国是否派出远征军、如何派遣以及将远征军部署在法国何处等一系列细节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法军将领斐迪南·福煦已经制订好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法军高层也深受这份作战计划的影响。福煦在战争爆发前是法国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这所学院是为法国培养未来高级作战参谋的军事院校。当时，福煦主张一旦对德战争爆发，法军将以大无畏的勇气立即奔赴被德抢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将它们重新夺回。当时“复仇主义”被法国人奉为信条，“全力进攻”——为达到目的集结大量兵力实施打击——是法国人的军事哲学。当时，担任法国国防部第三处处长的格朗梅松上校是福煦的授业弟子。之前他就是在经过严格挑选的法国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脱颖而出，一步步被提拔为法军的高级将领。格朗梅松宣扬的是英雄主义，他认为法军士兵在昂首前进时应该具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用自己的胸膛抵挡德军的机关枪。后来，他也的确说到做到了，在1915年战死沙场，为他奉行的军事哲学献出了生命。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他进行了一系列演讲，演讲时他意气之激扬令听者无不对其信条产生宗教式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