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以包衣身份供职内务府与銮仪卫，在京城住了十五年。当差时，起居一如满人，列队皇家仪卫，随皇帝骑骋，狩猎于长城之外；退班后，又承文人传统，同一票汉人吟诗作赋，优游乡野林间。

这种迥然相异的生活形态，曹寅似乎一点也不觉困扰。满汉之别并没有让曹寅进退失据，反而还能优游兼容，一边狩猎晏游，一边写诗，能文擅武，令友辈赞叹。有不少1679年赴京应试“博学鸿儒”科的汉族文人与曹寅来往，他的年少才华，或许还有他父亲曹玺的家财—曹家在京城里有一座大宅子—都令他们心生好感。

曹玺在1684年辞世，曹寅的前程或生活似乎并未有所改变，文名反而更盛。他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画匠为文作画，编纂成册，广为流通，以为纪念。所得到的回应令人欣慰，曹寅收了许多康熙朝知名文人的诗文画作。其中有些人虽非忠心耿耿的明朝遗民，但仍是心怀故国，拒绝出仕新朝。他们之所以应曹寅所请，除了交情之外，或许还有他的资助。

1690年，曹寅奉派南下接任苏州织造，与江南鸿儒尤侗为首的文人颇有往来，饮酒作诗。其中有地方官员，也有无名文人，如今除了在诗文题词得见其名之外，已经无迹可循。他们在兴趣、背景、生活方式上有其共同之处，或许可称之为“地方精英”。只消一瞥这群人，就知道这与一般对清朝社会的印象有多大的差别，譬如，旗人与汉人的官位分派，或是曹寅对“乡绅”一词的使用，又或是外放“监生”就职地方的数量。为此，或许就值得我们在细看曹寅在苏州和北京的文化社交生活之前，先为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下个定义。

上层阶级

一如其他社会，用来界定中国上层社会成员的标准十分广泛，可以是拥有声望、政治权力、个人影响力、重要职位、实质性的经济资源、高阶教育，或是从事文化消遣的闲暇。1这绝非否定官职在官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非否定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从这几个标准来看，只要做了官，声望、权力、财富、闲暇也就随之而来，这人自然也就晋阶为上层阶级的一员，而在其他社会则不必然如此。

为了描绘中国的上层阶级，我先引述理查德·沈德思（Richard Centers）的定义：阶级（class）是“心理—社会”群体，其本质是主观的，取决于阶级意识（class-consciousness，也就是一种群体成员的归属感），而阶级之间的区隔，可能未必符合社会学家所使用之客观或阶层（stratification）意义上看似合乎逻辑的界线。2

沈德思在此坚持阶层（stratum）与阶级（class）之间的明显差别：

以职业、权力、所得、生活水平、教育、职务、知识或其他判准而区隔的社会和经济社群及人群范畴，可用阶层（stratum）与等级（strata）二词加以表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