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毫不讳言，我今天来是冲丹青先生来的。我在北师大工作多年，这是第一次来人大，因为较少参加研讨。“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这个标题，我吓到了，不敢来，后来一看“座谈会”，就比较随意。发言有多种形式，有的像学术论文，有的像散文，我可能就像散文，像散文，就有闲笔，如果我的闲笔出现时，希望大家原谅。

刚出门时，我的儿子，一个初中生，说：“你去哪儿？”我说：“我去见陈丹青先生。”他说：“陈丹青是谁？”我说：“陈丹青先生是位画家，曾经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由于招生的事跟学校不和，丹青先生摔门而去，摔门的人已经走远，只剩下门框在风中颤抖，和一些找不着门的人。”

来之前，我与丹青和孙郁有很多短信来往，为什么很多短信来往呢？因为内心深处不想来。我一直在假装礼貌地回复：“好，期待。”实际上不准备来。为什么？因为我的批评经历告诉我：“少去。”我的批评得罪了很多人，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特别是批评生态，如此恶劣，一听到不同意见，怀恨在心，反目成仇，背后是阳谋。昨天见到我的博士生学生，他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说：“你看这个短信怎么样？”他一看：“假装高姿态，甭去！”后来，我被丹青的真诚打动了，决定来。

今天我见到了丹青，外表温文儒雅，但是目光中分明透露出野蛮人的光芒，这是我所喜欢的。我欣赏狄德罗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批评家就是在丛林中游走的野蛮人，他朝着路上文明的团伙喷毒汁。我曾经在广州工作多年，一直以丛林的游走者自居，朝着文明者喷射毒汁。最近这些年，好朋友批评我：“你变成文明人了，被北师大收编了！”不是这样的，我面对的对象不一样，面对80后、90后，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我不想露出狰狞的一面。我更多地是教他们怎么思考、怎么判断，希望他们有独立判断的头脑。

但是，大众传媒的重要阵地，也不可以完全交给狗仔队，学者应该出来说话。因此，我偶尔露狰容，《羊城晚报》采访就是一个例子。《羊城晚报》的编辑是我在广州的老朋友，反复打电话刺激我：“出来说话！”最后，我实在憋不住内心深处的排忧性格，知识分子的排忧性格，就是克制不住，出来说话。有一些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在表达时有些比喻。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所以，有些比喻不一定让大家很接受，包括丹青先生，有些比喻他不一定很舒服，希望您能原谅。陈丹青：不必的，没关系的，请继续说。

张柠：我们搞批评也好，文学研究也好，面临一个问题：怎么面对新作家和新作品？尤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多研究者和批评者缺乏足够的准备。新的作家、新的作品，包括刚刚冒头的、被历史地层掩埋的那些，我也缺乏足够的准备。我觉得大致有几个：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形式，这两点非常重要的。

现代文学史里的语言，有三种类型：第一，轻的文学语言，我们在以往的文学史中，对轻的语言关注不够，特别像梁遇春、李广田、师陀、冰心和废名早期的短篇小说，以及沈从文的部分小说，等等，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汪曾祺先生和孙犁先生。这些轻的作品、轻的语言，今天在台湾作家体现更明显。所以，台湾作家的作品一传到大陆，会有很多年轻一代喜欢，因为年轻人不喜欢重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