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史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包括今天的莫言，这一脉语言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重口味，可能跟宏大的话语、宏大的革命主题相关，而轻的语言，更多地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灵相关。这一脉，确实中国大陆文学是太缺乏了。因此，我们也完全明白、理解年轻一代为什么会接受轻的语言。

第二，当我们发现和推崇新作家新作品，我有一个担忧：这种新的语言，特别是带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语言，一旦出现，会让年轻一代，或者说，尚未形成的一代，以为古典的就是好的、现代的是不好的。我最担心的是：现代文学的成果、传统，它的普及、传播，至今是不够的。一个世纪以来，这么多作家、先贤在探索，我觉得传播和普及是不够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对新诗的阅读能力还是弱。我们的研究生把新诗打开，让他们解读，都很不着调，基本上不着调。因此，我的担心是：要花大量的精力，普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果。这么多经典作家，我们要充分吃透，而不是简单地往后退，退到古典中去，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第三，文学史的写作，它的趣味性和科学性的盲目。我尽管不从事文学史写作，但也思考过，我们现在大量的文学史无聊透顶，占多数。为什么学生不愿意看？一个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创见，另一个，就是跟文学不相关。很多学生来到人大、北大、北师大读中文系，他是带着文学梦想来的，当他到了四年级，他会特别讨厌文学，想离开它。他曾经爱好诗歌和小说，但在文学院学了四年后，他讨厌文学了。这是文学教育的失败。它把文学里最生动、最活跃、跟经验最密切相关的东西，全部删掉了，变成一条一条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文学性强的文学史写作、非常有可读性的文学史写作。

遗憾的是，我还没读《文学回忆录》，我听一些朋友转述，说非常好，非常有趣味，我一定要补读。

另外，文学史的写作，传统的、启蒙的和革命的话语，这一套，已经删除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家。一套传统的文学史观念，把许多作家删掉了，许多文学史家试图用审美批评来写文学史，目的在于撞破既定的文学史概念框架—比方说“革命”、“启蒙”—用审美批判代替文学史写作。另外一个，就是观念。我们一般认为，观念就是贯穿着整个20世纪非常有力、非常响亮的“启蒙”、“科学”、“理性”。我觉得观念有两大系列：一种系列我们称之为“精英传播的观念”，包括“启蒙”和“革命”，金观涛先生有本书叫《观念史研究》，里面列了很多词，也就是20世纪的观念，这些观念实际上是精英观念；还有一种被精英观念所删除的，我称之为“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世世代代都认可的，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相关的、数代人认可的观念，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基本观念，而不仅仅是思想精英的那些观念，把普通读者认可的观念也纳入文学史写作的思考，那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会有另外一种景观。

我最近写了四五万字的长篇文章，就叫《张爱玲与20世纪中国的隐秘心思》。程光炜先生把它收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在这篇文章里，我就是从新的观念史角度，把张爱玲放到20世纪文学史中，重新定位。按照传统文学史写法，安放不了她，当我们把构成文学史的基本观念的尺度打开，或者说，我们把她安放在最常识的层面，她就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