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容易，有点像苦行僧做功德。翻译文学作品，是自讨苦吃，吃力而不讨好，却又像是狐仙附了身，想摆脱也摆脱不掉，逐渐进入迷谵状态，舔着苦黄连也觉得甜如蜜糖。翻译诗，那更不用说了，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酸甜苦辣具备，好像扛上了十字架走向天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呕心沥血，虽九死而未悔，一步步踏入香花极乐世界。我有时觉得，从事翻译，像做地下工作，在隐秘的地下室里，抱着一部发报机，滴滴答答打出一连串密码，向着梦幻的天国传递外太空的秘密，居然也在人世间散布了重大的文化讯息。

不同的语言文字，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思维脉络，有其传统的表达语境，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简直就像变魔术，或许可以归为另类巫术，本领不亚于移山倒海，可以让红海分开，让出一条传递思维意义的康庄大道。翻译诗歌更了不起，因为还涉及文学想象、意象构筑，以及韵律节奏的和谐与变化。实在很难以想象，读王维的诗，心灵进入空山无人的情景，听到诗歌展现了诸天雨花的天籁，你要如何走回另一种文字的红尘世界，向人们转述那种刻骨铭心却又沉潜幽微的激动。自古以来就有人说，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会有西谚所谓的“Traduttore，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钱锺书着意译成类似谐音的“翻译者是反逆者”，而不译作“翻译者是叛逆者”，力求音义相近，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

若是属于同一语系还好办，比如说意大利文译成西班牙文，甚或法文译成英文，德文译成荷兰文之类。要是完全不同的语系，如英文与中文的差别，其中隐含了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的巨大差距，想要达到严复说的“信达雅”，那真是“译事三难”了。只要我们对照原文，认真看看严复的翻译，就会发现，他的译文实在“不信”。所谓的“达”，经常是他严老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原文意思的真实表达。看来也只有“雅”这一层，绍继桐城文风，合乎标准。

西方人翻译中国古诗，面临的困难，想来也不亚于严复之“作”《天演论》，不好苛求。以英国的翻译大家韦利（Arthur Waley）为例，他翻译古诗《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碰到一连串的叠字，就按中文原来语法，译成“Green， green，/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算是“自由译法”（free translation），既不合英诗规范，又不符通用的英文语法。有趣的是，大家都觉得译文极为传神，争相传颂，甚至被人赞为拓展了英文修辞的空间。这可算是新创的“阳春白雪”，合乎“雅”的标准。

然而，翻译大家也有译错的时候。《古诗驱车上东门》的开首，韦利译作“I drive my chariot up to the Eastern Gate，”意思是：驾着车到（上）东门去。其实是误解了原文，因为“上东门”是洛阳十二门当中，东面三门最北的一个门。“上”字不作动词用。倒是宇文所安译得对：“I drove my wagon out Upper East Gate”。不过，人们不管这样的小错，还是认为，瑕不掩瑜，韦利是翻译中国古诗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