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告别民间生活》（Geiger，1970）标志着民俗学开始成为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这本书分析了为什么民俗学当中存在着普遍的与理论为敌的倾向，讨论了那些不加反思就接受的价值观念，把民俗学学科史勾画为一个“在慵懒的传统绑缚之下”的病人史。保存者的心态、传承与传统聚合在一起，让人从民俗学专业中看到的是现代化的补偿代理之处，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被民俗学排除在外。传统的力量被看成新认识目标的对立面。

鲍辛格：我们这个专业跟传统的关联本来就是双重的。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传统首先是该学科已经达到的状态、已经获得的成果和现有的资料。我想到了研究所的图书馆，在那里关于某个特殊的题目或者某个题目范围总有那么多相关的书籍。按常规来讲，学者们既无法全部阅读它们，但也不可对它们忽略不计。在民俗学的周边，传统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代码：那就是这个专业一直是通过“传统”的概念来界定自己的。列奥波德·施密德把民俗学定义为一门以“置于传下来的秩序当中的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约瑟夫·杜宁格把“民间世界”与“历史世界”对置起来，

他并不排除历史对民间世界的影响，但是他认为在“民间世界”中传统的威力更加强大，在有些地方很像后来经常被讨论到的概念“长时段”。理查德·魏斯特别清楚地将“传统”和“共同体”当做民间文化的两个决定性标志。只要这些还是主流的观念、主导的角度，民俗学就没有可能去追踪民间生活的现代改变——这里的“现代”必须从广义上去理解，因为从启蒙时代起，对传统决定性的消解与重整就开始了。

柯尼希：通过“传统的发明”这个概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给我们的专业也提供了一个核心关键词。他大意上说，德国民俗学由于为纳粹所滥用，使其错失了使该学科现代化的可能性。例外的是鲁道夫·布劳恩的研究：他没有去保留风俗，而是在新的民族国家目标的背景下来考察它们，发掘它们被调适、被仪式化和被机构化的过程（Hobsbawm，1998）。从什么时候

开始，人们开始认为图宾根民俗学没能现代化是纳粹时代留下的恶果？图宾根对鲁道夫·布劳恩的导师理查德·魏斯以及战后瑞士民俗学的倾向性影响到底有多大？

彻费恩：据说，理查德·魏斯对图宾根至关重要。康拉德·科斯特林不止一次地讲过，当1962年理查德·魏斯不幸遇难时，他当时还是一个学生，正跟随赫尔穆特·杜尔克在英格兰考察。在收到了鲍辛格发自图宾根的电报“理查德·魏斯在他所热爱的瑞士山里遇难”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下榻的青年旅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仪式。在图宾根民俗学寻找新方向时期，理查德·魏斯到底有多重要？

鲍辛格：在196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他非常重要。因为他一方面代表了整个经典的民俗学，这个方向的民俗学受传统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关于现代的发展，他比民俗学界的其他人看到的更多，理解的也更多。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告别民间生活》那本书里，最后还加进来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是完全忽略了他的这一面。理查德·魏斯对新事物总是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他对我们图宾根的所作所为，表示出了特殊的兴趣。他寄给我一本他的著作《瑞士的房屋和风景》（Weiss，1959），上面写的赠言是“奉上一本关于房屋的旧书以期待新作”——他指的是我们关于“新居住区”的研究。我和他有过多次谈话，他也邀请我去苏黎世做关于学科新发展的演讲，我们也和他一起在瑞士做过考察。这些回忆之所以如此强烈和集中，是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对现代的发展具有开放的眼光。他也有过关于山区农民村落的研究。当其他的民俗学家对这些变化充满惋惜时，理查德·魏斯非常清醒地说，如果没有缆车，这个村庄早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没有旅游业根本不行。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到这些发展。况且，理查德·魏斯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品位的学者，他为人处事细腻敏感、有道德准则，非常懂艺术。他和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尔西纳是好朋友，他给予克尔西纳充分的支持，他的住宅里也挂着一系列克尔西纳的作品，都是画家亲自送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