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就鲍辛格的教授论文《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产生的争论表明，一个专业领域内的互文性关系有多么大的决定性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与概念的转变才至关重要，书评、短文、杂文中的争论也不容忽视。学科史表明，主导文章之外的书评和评论也非常重要。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的六十年代初，理查德·魏斯就那些力图将这本书逐出民俗学的批评，发出了这样的提问：“这还是民俗学吗？”而理查德·魏斯的回答实在让人难以捉摸：“对你们的民俗学来说这实在太糟糕了。”这部教授论文可以说以对民俗学的辱骂开篇，它引用了布莱希特在《写作真实的五个困难》中的句子，即在当代不说“人民”（Volk），相反代之以“民众”（Bev?lkerung）。谁做了这样的置换，就已经“不再支持很多谎言了”。这个开篇在学界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作者赞同布莱希特的置换，但是同时又在为“民间文化”（Volkskulutr）辩护：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们不可以也不可能把“Volk”这一词汇弃置不用。这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您一方面把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问题化，但同时又保留它作为本专业的一个基点。

鲍辛格：回头看的话——也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回顾，我觉得不可能对“Volk”这个概念置之不理，因为它已经和所有的对象融合到一起。它几乎是这个专业所有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开始讨论民间风俗、民间艺术、民歌、民间传说、民间童话等，没有Volk这个用来界定范围的词根本不行。“民间”这个概念无处不在，它或者存在于单个的研究对象的命名中，或者存在于我们处理对象的方式上。这种导向可以追溯到格林兄弟时代，最晚在威廉·海因里希·里尔时代就形成了。他曾经有一句名言，即如果民俗学无法借助于“它与民族性格——一个完美的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的话，民俗学就是堆毫无用处的破烂。这句话之所以被一再引用，并非空穴来风。如果Volk这个概念已经深入到学科的骨髓之中，那我们就无法回避它，只好批判性地分析使用它。我在1960年前后的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彻费恩：这自然也就涉及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关于学科改换名称的讨论。

鲍辛格：如果考虑到学术的传统和专业上的归属等问题，直到‘68年的学科名称讨论之时，我一直没有把握，如果保留了民俗学这个概念，会不会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我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涵盖全体的大概念。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去改变那些专业核心期刊的名称，或者“民俗学会”（Gesellschaft für Volkskunde）的名称。

柯尼希：您在1971年出版了《民俗学》一书（Bausinger，1971）。同一年，图宾根的研究所也正式改名为“经验文化学”了。可以把这本书理解为对民俗学的辩护，一种至少还不想放弃“民俗学”这个总体概念的努力吗？

鲍辛格：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根本无意在这本书中一定要保留“民俗学”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一家出版集团想组一批提供学科概况的书稿。他们问我是否能写《民俗学》这本，我很高兴我们的专业被列入其中了。

柯尼希：这本书的副标题表明了图宾根民俗学的特殊之路：“从古老风俗研究到文化分析”。“文化分析”这个概念最近又被荷兰的文学研究者米克·巴尔（Mieke Bal）强调出来（Bal，2002），鲍辛格当时指的是“从社会科学角度上对民俗学的理解”，和“经验文化学”是别无二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