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从今天的角度看，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当时鲍辛格选择了“技术世界”这个概念。标题中运用的概念一定有其目的——或者是为了表明连贯性，或者为了实现传动更新，或者为了在学术领域里确立一个领地。您没有选择“现代”这个词。“技术世界”这个概念，在当时的民俗学界如空穴来风，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其他专业吗？为什么您没有用“现代”这个概念呢？

鲍辛格：在当时，“现代”这个概念还不像后来那样遍地皆是。“技术”和“技术世界”的概念在社会学那里举足轻重。在教育学那里也是如此。我当时参加了几次与“技术世界”相关的会议。当时普遍的情况是，民俗学者绝不是会议参加者当中最落后的人物。比如在教育学领域里，技术世界也被看作巨大的危害。对很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技术世界也不是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彻费恩：在当时一个以文学为主导的系里，这本书的内容并无法获得真正的、客观上的评价，对吗？

鲍辛格：对此我不想提出异议。我一直觉得，这样一份教授论文能够被一个哲学系所接受，尤其能得到德语言文学学者的认可，这是我得到的一份特殊礼物。其中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导师是沃尔夫冈·摩尔，他是古代德语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民俗学归属于古德语学。他来自基尔，和库特·兰克有密切的合作。他本人感兴趣的是古代高地德语诗歌与中世纪高地德语诗歌之间的联系以及民间诗歌的其他领域，但是他对民俗学的其他领域也持有开放的心态。在正式向系里递交教授论文之前，我把书稿先交给了沃尔夫冈·摩尔。可能很少有一份教授论文被这样仔细地阅读和评议过。他没有在每页的边缝上写评论，但是在页与页之间，我总是发现一些纸条，摩尔在上面用铅笔写下他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生发出来的想法。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评议涉及更早期的德语言文学——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在某些地方提到了中世纪的诗歌。一开始，我对摩尔的批评性补充感到相当震惊，以为教授论文就此胎死腹中了。不过摩尔的同事告诉我说，没有做全面修改的必要。后来，我把自己在这里获得的经验也告诉给许多博士生，尤其当他们抱怨导师的批评太多、太严厉的时候。我在修改的时候只考虑到一部分的批评，肯定是一小部分。十四天以后我交上了新的一稿，摩尔非常满意。

彻费恩：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大学非常开明。《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始终是在与社会学或者说从总体上与社会科学同步为伍，在表述方式上也与人文科学完全陌路。对于系里来说，这肯定也是非同寻常的事件？

鲍辛格：对系里来说，的确非同寻常。假如不是有那么几个教授完全接受我的研究方式和角度的话，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前面提到了摩尔，更为关键性的人物可能还是近代德语学家克劳斯·茨格勒（Klaus Ziegler）。他研究文学社会学问题，在整个娱乐文学研究领域中是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专家评议委员会当中也有其他专业的成员。我估计，他们对里面的论述会感到满意，因为里面不光是有民俗学家的名字，也有哲学家的名字如布洛赫（Ernst Bloch）、博尔诺（Bollnow）、嘉赛特、西美尔，或者文学家伯尔（B?ll）、布莱希特、穆齐尔（Musil）、阿尔诺·施密德。这不仅仅是对名字的罗列而已，也表明了我将自己的研究与当时普遍接受的思想取向连在一起。也许我对这些思想源泉的处理可能是不系统的、支离破碎的。我后来的著作可能也有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