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费恩：也许正是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与经典的田野调查科学的区别。在田野调查科学中，能够出版发表的著作中，典型的理想材料最好源于同一背景，最好还能与其他调查阶段中获取的材料做比较。在我们的专业中——在鲍辛格身上尤其明显——会看到资料的持久性：这些资料再次出现，在另外的观照角度下再度出现，那些自家制作的、源于经验的材料也会再次被派上用场。简言之，曾经搜集来的老资料，会在新的理论观照下、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出发点而升入璀璨的学术星空。在鲍辛格的图宾根工作室里，也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空间上和物化上的映照。他诸多的档案盒、档案夹保存了各种大体上归类了的材料，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这里是个开放的档案馆，这些物品——摘录、笔记、图片——在一个大分类系统中保存着，随时都可以被调出来、被重新利用。

鲍辛格：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总是有新材料出现。很多档案夹里的材料我只用过一次，它们就再也没被派上用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太着急，没有找到正确的纸片。更多的情况是，因为是新的研究角度。这又与我们民俗学专业范围的大幅度扩展有关。这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就可以绕过旧的、进入新的领域。我想到的不光是操作上、方法上的前提，也包括很多具体的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这里可以看出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与我们的区别。在他们那里对象的陌生性更重要。至少在经典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研究者要经过长时间驻留在当地才慢慢地找到方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更看重与研究对象的“近”。

彻费恩：通过讨论工作方式，我们正在接近日常生活研究的根本及其所遇到的问题。这非常好，因为我们不能对日常生活研究的认识论前提避而不谈。无论谁进入“理所当然之事”的世界去做研究，他（她）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将自身与研究对象联结在一起。这也让我们民俗学与经典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区别。人类学在研究范式的意义上，将自己表述为对空间上的陌生者或有距离者的文化研究。历史学与研究对象之间有历史上的距离。毫无疑问，我们得承认，在每一部反思性的历史描述中都能看到历史在写作者自身社会中的后续影响，研究者的知识前提也在起作用。历史学因为其对象在时间上的陌生性，还是与研究对象拉开了距离，其目标一直是理解式地去接近对象。在对自身的文化学关照中，首要步骤是先离开对象，以便还能反观式地去接近它。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自身文化的日常生活，研究者自身就是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置身于同样的社会意义世界之中。我们就以这种方式与研究对象——一个题目、一个研究设问或者日常世界中的某些问题——捆绑在一起。

鲍辛格：我当然也知道需要对距离太近保持警惕。它带来的危险不仅仅表现为，可能会对研究施加主观影响甚至操纵研究程序。预先知识的作用也可能如偏见一样，会阻碍新的角度和认识。不过这种危险是可以控制的。总的来说，离研究对象近些会更美好些，也更有用些。

柯尼希：看鲍辛格的全部作品，也许可以这样说，大部分研究中对日常生活的靠近，其出发点在于去认识当前状况的历史性并让它们清晰凸现出来。对于很多被讨论的题目，您除了追问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以外，也在试图去追寻这些现象和做法的历史轨迹。我想到的是您2003年的论文《纠缠·穷追不舍·调情戏谑》（Bausinger，2003）。在我看来，它非常精细地尝试着将当今的约会形式引入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中。也有很多题目，当我们从文化学角度去丈量日常生活中尚未被发掘的层面，往往会落脚于将当代日常行为方式历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