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历史化根本无法避免——这涉及的是对日常生活的一个简单解释。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做一些他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在提出问题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处于历史的轨道上，因为问题的答案只可能部分地源于目前的情况。很多东西，只有在人们发现其发展的轨迹即早期状态时，它们才能被理解。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问候的形式。不久前，一封读者来信对我们这里通行的问候语“问候上帝！”提出了反对意见。的确，在维茨林根（Witzlingen）这句偶尔使用的问候语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行，如果我能见到他的话！”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问候方式被磨损掉了许多，但是其中蕴含的祝愿“但愿上帝保佑您”还是可以让人清楚地领会的。不过，并非只有在追寻语义学的情况下，才有必要渗透入历史当中。通常的情况是，只有在与过去的画面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新的发展才可见一斑。在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里，我想表明的是，在当代一如过去，爱情关系的确立还是借助于仪式来完成，但是变异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个人的挑战变得大多了。

彻费恩：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日常生活”经常是那把钥匙，通过它我们可以从“结构”——在历史学家眼中的核心因素——通向“过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借助于经验，让我们对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主观描写变得有说服力。回头看去，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日常生活”成了民俗学专业里最突出的范畴。令人吃惊的是，如同这个专业里许多其他核心概念一样，对这个处理“理所当然之事”的范畴的反思那么少，这个范畴本身也被当成了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了。当然在《民俗学基础》（Bausinger， et al. 1978）一书中，乌兹·耶格勒有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谈“日常生活”的概念和纲领设想。除此以外，民俗学者仅对这个范畴进行了工具性的使用，没有去追问与这种理解方式相关的范式有哪些特殊之处。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个缺陷，更何况我们专业可能认为自己在日常知识方面要强胜其他专业一筹。几年前，阿尔弗·吕特柯发表了一篇文章《日常生活史——一份来自中途的报告》（Lüdtke，2003）。在那篇文章里，不光图宾根的研究，也包括整个民俗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都完全没有被提及，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被当做了历史学的（也有一点儿是社会科学的）转型来论述的，根本没有提及民俗学的文化研究。之所以导致发生这样的情形，也和我们自身当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不无关系，即我们的研究成果通常没能充分地与人交流。或者背后有更多的内容？说不定其原因也在于，在这样的范式转换中——转向日常生活的做法在概念上也清晰可见，因此可以这样说吧——我们专业学术圈里关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太少了？

鲍辛格：我想试着强调的是，如同在关于纳粹意识形态讨论时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实际上在理论上的思考比反映在出版物中的内容要多。有几篇小论文，至少把关于“日常生活”的设想简单描写出来了。1967年，我开设了一门题为“德国的日常生活”的课程。我要做的是把那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被反思的文化积淀提出来，展示惯常行为和仪式的力量。这个分析角度后来被非德语学者研究德国文化时用上了。我们与“德语作为外语”的这一学科的代表人有过不止一次的合作。在七十年代初，我读到了哈洛德·葛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著作，借助于他的危机实验，他很好地阐发了文化的这一面（Garfinkel，1967）。我们在七十年代也探讨过不同的日常生活理论，如阿格尼斯·赫勒和亨利·勒费伏尔（Henri Lefebvre）的理论（Heller 1978，Lefebvre，1974—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