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我不这么看。在我看来，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立性。当然，这个概念当中也隐藏着一些吊诡之处。谈到日常生活的话，人们就会远离美好的景致，人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雅的文化表达形式，同时也会有一些文化中低品位的、庸俗的内容。但是，在这个概念与关于一个封闭世界的设想——一个与另外一个世界相对而立的世界——并没有相关性。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努力，力图去恢复“民间文化”这个概念（可以理解，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卷入民间意识形态批判的旋涡之中），让它来代表文化的一部分，在此“民间文化”中形成对统治性文化、对当权者、对“主流文化”的抗拒。这是一厢情愿的画地为牢，肯定无法行之有效，因为在广义上底层的文化也一直在受当权上层的影响。打个比方说，属于上施瓦本文化的不仅仅是农民的起义，也还有那些肯定不可以解释为“底层”行动的葡萄园主的血仇。关于“沉淀下去的文化遗产”的设想模式在民俗学中早就讨论过了。

柯尼希：汉斯·瑙曼的“沉淀下去的文化遗产”在民俗学专业领域讨论过了，也受到了反驳。他的绝对性的提法在事实上完全行不通。与威廉·弗赖格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是，在二十年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对某些样板带着调适和改变的接受，应该被看成独立的创造过程。瑙曼把文化划分成高级文化和民间文化两个极端，并认定其运动的动力形式在于从上到下，弗赖格则缓解了这两极分化，指出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诸多变体。

鲍辛格：是这样。民歌研究曾经在“沉淀下去的文化遗产”理论中担任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民歌研究经历的这一步体现在，把那些被认为给“毁唱”（Zersingen）的民歌看成“转唱”（Umsingen），即有成效的重整的民歌。不过，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联（也是下层与上层的关联）并不是简单地被割断。我相信，这种力图划定出一个有反抗能力、封闭的自己世界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民俗学问题。在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论点里，我看到了一定的平行性。这里的想法也是：原本有一个自足自主的世界，由于各种受外来影响、规章化和剥削过程，它被破坏掉了。我一点也不怀疑，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也认为，在自身意义上看到文化形式的价值是正确的做法，正如这些论点反复强调的那样。但是，这样对立的模式存在着一种危险，它忽略了错构交结，它以错误的方式减低了事情的复杂性。从我描画的这个大的背景上看，“日常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简单的、（也正因为如此）有变通性的、可用的范畴。

柯尼希：在学科史上，“日常生活”和“文化”似乎是既彼此竞争又能互补的两个范畴。在八十年代，日常生活和口述史的结合是一个新发现，使原来民俗学学科的各领域得以现代化：饮食、服饰、居住和工作。在概念上，“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统一从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个新的组合词“日常生活文化”确立了“广义的文化概念”，“日常生活文化”很快在专业领域大获成功。明斯特的君特·魏格曼在1980年把他的书命名为《日常生活文化史》。把带有变通性的范畴“日常生活”与另外一个同样有不确定性的范畴“文化”连在一起，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呢？

彻费恩：当两个软范式相遇时，不一定非出现模糊的结果不可。正好相反，在这里，一个模糊概念把另外一个模糊概念变得更清楚些。在我看来，我们语境中的日常生活，首先是看待文化的一个特定角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认知范畴，借助于它可以瞄准文化的主观一面——经验、导向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