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我在这里看到的也不是前沿防线，而是一些可能性，借助于它们有可能将文化概念的几个角度——对我们专业尤其重要的角度——标识出来。在我看来，文化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主导概念。有了文化这个概念，我们的专业可以更清楚地区别于社会学。当然，社会学也并非仅仅在严格意义上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考虑客观世界。与社会学不同，对我们民俗学专业来说，客观世界由人创造出来又反作用于人，客观世界有独立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客观世界才是我们的核心对象。我还得说，我们的重音是在日常生活上，或者说，在这个客观世界中不那么显眼的内容和结构上，也在那些日常的东西呈现为单调的地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到程式化和仪式化，日常生活的结构被看作同义反复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重复的，经常是不表达任何内容的重复。不过也总是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这或者是由于外在的事实发生了改变，或者是观察者本身的视角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我现在想到的是关于女性研究、社会性别。在图宾根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题目好长时间一直被视而不见。我还能回忆起，最早是一些女大学生的课堂报告引发出这个题目。一开始我几乎不能相信她们正在讲的是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在我们的研究中几乎根本没有出现过。我去翻看了自己从前的著作和关键词索引，结果是相当令人失望的。我的博士论文里有单独的一章“性别”，在里面我写了关于女人和男人在民间文学讲述过程中的不同行为。在这之后，这个题目最多就是一带而过了，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投向这里的视线有多么昏聩。

柯尼希：这与在LUI里，教师群体主要是男性有关系吗？能说这是根本上的原因吗？

鲍辛格：似乎没有真正的有说服力的原因。我倒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自身的态度有关，当然也受总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受男性主导的大学结构的影响，至少在早期是这样的。有不少非常优秀的女毕业生，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走上学术之路，当然也没有人被鼓励走这条路。研究所里仅有的几个职位，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为男性所占据。不过我们不要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它会让我感到难为情，这不一定是个关于“不引人注意的事物”的好例子。

也许应该提及一下，在安排日常生活方面，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多样化的可能性。这使得当代研究变得引人入胜，也变得更为艰难。无论是购物行为、饮食文化、服饰风格，还是音乐爱好，好像到处都是混乱的关系，你不得不去发现秩序的结构。在历史研究中，历史的改变也导致了多样化的出现，它们也涉及小东西和不引人注意的关联。

柯尼希：这种谦虚低调的姿态，是不是也暗含着将这一学科贬值的危险呢？或者换句话说，别人是否会因此以为这个专业就是负责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而轻看这个专业呢？我还能记起在博物馆工作时遭遇的处境：一涉及物品和收藏，民俗学就有很大的“合理性”压力，尤其当博物馆远离经典意义上的收藏任务，想要系统地、有结构地收藏工业化社会中的日常物品时。

鲍辛格：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危险。我们一直用一句精美的表述来救自己：“凝神于无足轻重之事”。这是浪漫主义时代为格林兄弟的工作打上的印记。这并非那么顺利。当时，格林兄弟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那些来自热衷古代文化者的批评意见。直到现在，我们还得直面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者以“屈尊的友好”的态度称我们的研究为“可爱”，或者认为它既非高雅又缺少学术含量而干脆搁置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