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时装正如大众出版中的杂志，不太好被归类到题为“不引人注意的”这章下面。时装有很多层面，但是“不显眼性”不属于其中。尽管我们关于“皮肤的线条”（Haute Couture）和“皮肤的文化”（Haute Culture）——布迪厄曾经用过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还谈得太少。“时装”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它恰恰不是日常的着装，不是普通的外套也不是工作服。有理论雄心和取向的时装研究，其目标在于通过对两百年来服装史的观察去阐释时装的疯狂和特异——用鲍辛格的概念——将其置于社会的以及性别文化的背景之中。这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力图去描写传播过程和消费策略。时装驰骋于单一化和个性化之间。时装划定边线。时装即便是作为大众现象，也突出于“不引人注意的事情”之上。

鲍辛格：时装有一定的引人注意的倾向。但是，自时装而发的“随潮流”的压力，又让它变得不引人注意了。西美尔对这一辩证法有过论述（Simmel，1908）。在我们的专业中，好长时间时装这个题目根本没被关注。早期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那些主导的时尚服装会怎样作用于对民族服装的改变。在我看来，时装——不仅仅是那些决定了时代风格的时装，也包括那些短命的、以迅速改变为特征的时装——是一个有合理性的研究对象。当然我也对那些不随时装潮流的做法感兴趣——穷人阶层很长时间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有些基督教团体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不同的“另类”群体将其看作社会抗议的标志。不过，时装本身的跳跃式规律也不能忽略。不过我们很少能明确地指出，某些时装——表达变换的形式——之所以被人喜欢、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时装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间断地要求有所变换呢，还是因为某些时装的表达形式（比如裙子的长度，迷你裙或者曳地长裙）符合当下的社会感觉状态。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没有将其仅仅停留在服饰上，我也把它扩展到其他领域。1972年，因为讲座“语言时尚及其社会功能”，我被邀请到了北欧。当时我访问了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的十来个德语言文学研究所。他们之所以对此感兴趣，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在语言学领域也一直被忽略了。

彻费恩：来自外面的兴趣没有让图宾根的EKW变得更强吗？在图宾根大学和整个专业里，大家都看到了，其他专业接受了来自民俗学专业的启发。

鲍辛格：从总体上看，对这个专业肯定没有害处。我们在几个领域里都有着先锋者的角色。在德语学，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语文学，因为鲁道夫·申达做罗曼语和语言比较研究，我们首先研究消遣文学，从报刊亭出售的小册子到风格庸俗的畅销书。我们绝对“发明”了一个学术研究对象，但是接下来也非常坚定地工作下去了，在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早期阶段著作系列中，消遣文学是一个主导性的题目。

彻费恩：那人们自然要问，这类研究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呢？在后来的阶段，消遣文学如同传媒研究及其某些与大众文化相关的领域，不再属于核心研究领域了。

鲍辛格：这个题目没有完全消失，它变得不引人注意了。后来文学研究的专业也接手了这个题目。在我们这个没有被定义的专业里，又有新题目打进来。我们也接任了其他领域里类似的先锋角色。我想到的是传媒文化，我们对传媒文化的研究还早于那些有自己的研究所和出版机构的传媒学。我们也很有理由说，我们早于历史学将日常生活史置于学科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