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外界对于我们专业“可爱”和“没有学术性”的认识，也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我只想强调，近些年来的事实部分地与这种说法相左。这首先是因为日常生活这一领域也在其他专业领域里被意识到并得到了认可。同时，借助于日常生活这个聚焦点，从地方文化到欧洲化、从都市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许多新领域都得以开发出来。在从民俗学到经验文化学的转型阶段，我还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误会。可是，“屈尊的友好”是学科史上的一个现象，对这个学科的题目和研究对象的惊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当众多不同专业转向大众传媒和大众出版物，将其作为研究材料和对象，尤其是文化科学里的语文学转变，强烈地改变了对这个专业及其对象的看法。在七十年代这个专业转向“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时，它是怎样被评论的和被经历的？

鲍辛格：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还参与并给德语言文学专业国家考试做主考人。我也给学生分派毕业论文题目。一般来说，来找我的学生，自己都建议准备一个和我们专业相关的题目。当时对大众传媒进行分析的题目很多。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来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分析画报，我们商定的题目是，分析两本杂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本杂志是《星》[Stern]，另外一本是后来的《快》[Quick]）里的女性形象。他们写了论文交了上去。论文要我来评议。几个星期以后，我被请到斯图加特的文化厅里去谈话。争论的焦点被暗示出来了。我原以为这件事一个简短的谈话就可以解释清楚。可是在斯图加特，会见我的是一位高级别的公务员，他还带来了文化厅里的一位法律官员，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他的胳膊上夹着半打我写过评议的毕业论文。接下来的谈话长达几个小时，我一点儿也没夸张。谈话内容全部是关于对未来德语老师的要求。在这方面，所有被我评议的论文都涉及了，最核心的却是那篇分析画报的论文。也许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共同合作的论文。当时虽然理论上是允许的，但是没人愿意看到这样。没有人谈这个题目，全部的意见都围绕着研究对象的庸俗性。我想，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文学性”这个词。这是个奇迹武器，官员在表达意见时，这个词至少被说了十次。我提到，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是关于歌德作品里的女性的，或者是关于另外一个诗人类似的题目。我觉得那回答现在还在我的耳边：“我请求您！这不能相提并论——文学性！”这次长谈的结果是，这篇论文被接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法律的宽容”。我被明确地警告，未来要注意点。与教育厅还有另外一些冲突。我辞掉了德语系主考人的工作——不过好像不是因为这些冲突，而是因为我们研究所的工作要求我全力以赴：那时候我们的学生数在很短时间内上升到了六百人，不过这个数字也包括了选本专业当副修课的学生。

彻费恩：这段轶事不能说明民俗学加强关注“不引人注意的内容”的转型过程，不过它可以当成全力关注大众文化的例子。那两个画刊代表的可不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不引起人们注意的片段。

鲍辛格：这是对的。这也再一次说明了民俗学的矛盾：那些在社会上突出的、对整个文化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不引起这个专业的关注。早期的瑞士民俗学者艾德华·史图宾（Eduard Strübin）曾经注意到过，如果什么东西前面加上了词缀“民间”（Volk），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东西并非是民间的，而是通俗的。民俗学固执地集中于社会生活这一狭窄的切面。在民俗学专业里，过去和现在还依然羞于去关注时髦题目。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时髦的东西通常是传统的乔装打扮而已。在出版我们关于牛仔裤的论文集（Bausinger，1985）时，我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变化中的永久”（Dauer im Wech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