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思维的母题和基础越是因为简单而始终处于混合和交叉状态，现代的与相对古老的观念形式和思维形式就越容易相互渗透。在报告1770年前后在霍恩内尔伯（Hohenelbe）流行的基督受难习俗并且讲述“出于虔诚和忏悔的公开鞭打”时，波西米亚作家约瑟夫·利奥波德·万德·冯·格林瓦尔德（Josef Leopold Wunder von Grünwald）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我也分享了我的祖父母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教堂司事如何鼓动我这个新人进行这种忏悔。我根本不应该害怕；如果刚开始的六到十下鞭打是实打实的而且立刻流出血来，那接下来就不会感到太痛。的确，鞭打似乎有益于健康而且代替了大量放血和刺血。”这里，对基督受难之路的极端模仿也掺杂着卫生学的想法。这种相遇无疑表明了巴洛克晚期与启蒙早期的精神史的交叉点，但这绝不限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任何时候，单纯的民间态度恰恰都是混合的和综合的。例如，这一点在高级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交织以及宗教观与巫术观的相互渗透中变得十分明显：来自布达佩斯附近的乔班卡（Csobánka）的德国人把四叶苜蓿放进祈祷书中，为的是让牧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顺便也给四叶苜蓿加持神圣；东普鲁士的农民最近仍在临终病床上请求给他们端来圣餐的教士，“通过圣餐杯中的葡萄酒看出他们还能活多久”。此外，开明而又醉心于启蒙的牧师安东·布赫尔（Anton Bucher）在一本讽刺性的教义手册中嘲弄了这种相互交融。其中，关于“为什么自由的思想家没有天主教信仰”这个问题，有一位小男孩的回答是：“因为他们不信女巫和女妖”，然后他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必须信女巫的理由：“因为沙伊恩的老爷有对付妖术的十字架。因为托钵僧们有一位会妖术的外来神甫，假如没有女巫，神甫老爷们就是十足的骗子”。

如果说在巴洛克的民众虔诚形式中或者在习俗残留地带的传承中，这种相互交织格外引人注目，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现象受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在对乡下人的宗教依附关系和城里人的无宗教依附关系进行对比描述时，出现了这样的实例：“当暴雨来临时，农民点起神圣的蜡烛，而城里人只是拔掉他的天线”。这种差别不能也不应该被取消，但在此也可以暗示出，这里的两种情况涉及的是模棱两可的态度和十分复杂的思维形式的表现。在下暴雨时点蜡烛这种行为中，本身已经很复杂的信仰—宗教的态度，最强烈地渗透着巫术—妖术的态度，甚至这种行为能够并且常常超越这种态度而完全按照习惯来实施，这倒是有些像所谓城市预防措施的“技术”举措。另一方面，单纯的开关过程在技术特征之外可能还包含着“巫术”的迹象，因为这个简单过程的技术关系没有完全被看清，而且部分地是作为人们信以为真的防御机制来启用的。因此，这种技术过程的后果也容易被估计过高。1845年2月23日的《斯图加特新日报》发表了一篇反对迷信的文章，其中写道：“多久以来，在暴雨来临时村里敲响警钟来赶雨，可是由于电引力恰恰又招来了雨呢？”后半句话表明，人们这时仍然以类似从前对待暴雨鸣钟的那种无疑的、信仰的态度并求助于经验来对待“电引力”这样的时髦用语，其中“技术的”与前技术的思维形式和观念仍然混杂在一起。

这些说明只是要解释，我们时代的技术观念和思维中可能混杂着全然不同的思维层次；它们绝不会让我们断言说，它们一切照旧而且实际上根本没有变化。假如这种回归十分频繁而且最终简直是剧增——那么，“回归”这个术语就已经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从前状态的简单复活，而是从另一个点出发的后退。这种后退可能像斗牛士的步态一样，在后退中寻求跳跃力和征服力；这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倒下或者由惊恐造成的休克式的回落：立足点可能是旧的，但状况各不相同而且总是新的。假如对本源的追寻可能是许多回归的真正动力，那么，这些回归也不能与最初的态度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