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社会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权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力图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居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提供和管理。城市通过单位制度、农村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实现了对城乡社会的高度支配。从而，在我们的国家中从一开始就少有真正的私人生活领域。随着后续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展开，居民的日常生活被进一步政治化，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渲染并受其裹挟，到“文革”而至其极。那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即人们自组织的社会生活不复存在，政治话语渗透到家庭最为隐秘的领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15的出现，中国民间社会得以稍稍成长，居民自组织的日常生活才逐渐获得了较大的空间。虽说这种生活空间是在市场化改革中由国家主动释放出来的，但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基层结构，一方面显现出社会自我发育的某种迹象，另一方面则是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增强。这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弥漫着国家权力的渗透、构造和控制，从而使得人们的日常居住生活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其实，日常生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前后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治理形式和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有论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16、从“直接治理向间接治理”转变的过程，并呈现为一种“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17。就城市基层社区而言，改革以来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要求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变。

在我们看来，转型期家庭生活的政治化及其演变呈现出多种表现，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所出现的城市新建居住小区正是一个重要类型，它集中代表了一种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转型18。在这种新型公共空间里，业主自己组织起业主大会并推选出业主委员会，主动参与涉及他们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以及讨论场所的存在，正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业主委员会的公民社会性质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在其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我们至少可以将其称为“住宅社区的公共领域”19。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新兴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与旧式单位大院的公共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服从的是单位政治的逻辑，在单位制度序列中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很难逾越工作情境里那些约定俗成之规，而自由居住时代的购房者所挑选的小区性公共领域，则是布尔乔亚的公共乐园20。当然，这种公共乐园并不意味着它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片净土，市场和国家治理之手仍会频频出现，并给业主们的公共生活带来重大变数和深刻影响。这背后其实涉及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根本特性。

当然，时至今日，从行政管理型向居住自治型的转型过程尚未完成；相反，随着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日趋频繁，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管控以实现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从中央层面来看，《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从制度层面赋予了基层城市社区广阔的自治空间，让业主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进而实现自治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制度权利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常常会遭受到来自体制力量的严重挤压和宰制，而诸如“一票否决”、“零指标”等政绩考核指标的设置更成为悬在基层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基层政府不得不将“维稳”作为其第一要务。这也就造成所谓的业主和居民的自主生活常常被笼罩在权力的监视和管控之下，甚至会频频遭遇权力的直接干预和打压。在此意义上，对普通业主而言，所谓的日常居住生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个人事务，而是一种需要与国家权力不断打交道，进而相互冲突、斗争和博弈的公共生活。换言之，这种日常居住生活已然构成中国社会背景下政治生活的独特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