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顿昂贵时髦的象征之一。在昏暗的灯光下，Art Deco的设计过分精致，一楼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们都有一种刻意的随意。杯中的黑麦威士忌过分爽口，毫不苦涩。我的意外不无矫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亚的味道。自消费主义诞生以来，昨日的异端总是轻易化作今日的流行。

还是说，我的这感慨本就过分矫情。反叛从不是这么浪漫，贫穷艺术家并不总占据道德与审美上的制高点，总是逆潮流。

一个世纪前，格林威治的艺术家们不仅被粗鄙的物质时代压抑，也受惠于一个蓬勃的商业文明。这个商业时代催生出人们的消费热情，现代大众媒体与娱乐就此诞生。印刷业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写作者—不管是小说家、杂志编辑、广告文案、还是编剧—都成为一种新时尚。而当他们逃往欧洲时，不仅发现美国没有他们想象那样糟糕，更发现美国蓬勃的经济、坚挺的汇率，能让他们以更放纵的方式享受这个老欧洲。而当他们中的杰出者获得世界性承认时，你很难说它与美国日渐重要的国际地位无关。世界开始关心美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930年把文学奖授予辛克莱·刘易斯时这样声称：“他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语言—美国语言—写作。他要求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民族尚未臻于完美，也没有被融化掉，它仍然处于青春期的骚动岁月中。伟大崭新的美国文学以民族自我批评开始。”

这评语也像是对爱默生一个世纪前的感叹的回应。这位美国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国文化能摆脱对英国的附庸，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独特品味。几代人之后，它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实现了。在这漫长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遗忘。很有可能，他们并非不够杰出，而仅仅是运气不佳。比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更年长一代的作家们，成长于1890年代，从未迎来他们的绽放时刻，却因时代的转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的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许更具普遍性。如今想来，《流放者归来》记录的荣耀而不是挫败，才是击中我的原因，没有日后的荣耀，这挫败会显得过分窒息。但历史中的基调却是挫败。

挫败却激起另一种回想。在“迷惘的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说家们，世界开始兴奋于美国人怎么感受，却还没准备严肃对待他们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涌来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被这个国家的浅薄所震惊。直到1960年代，这种状况才因“纽约知识分子”的崛起而改变—美国人也能为时代提供崭新的分析。哈罗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遗忘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