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纽约，我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个城市自然迷人，自从1930年代以来，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与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别的国家与文化的流放者们的梦幻之地—你逃避家乡的逼仄，赢得新的荣光。

纽约满是现代中国流放者的记忆，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战乱、政治或是个人追求而汇聚到此。胡适的狭小公寓与宋美龄的豪宅都处于上曼哈顿区，比起人生的辉煌时刻，他们晚年的流亡时光停滞、乏味。80年代到来的当代艺术家们或许与“迷惘的一代”最为相似，他们为了自我实现而来，在此寻找文化的丰富性，并在其中确认自我的独特性。他们中的一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到《纽约时报》的文化版，他们成了当代艺术中最炫耀的景观。驱使他们获得成功的除个人的创造力外，更是他们曾试图逃离的中国，先是中国内部的灾难，然后是戏剧性的崛起，把他们推到了舞台中央。而在过去十年中，北京与世界似乎达成了一种新协议，共同缔造出一套半开放的市场体制，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变成了这种体制的受益者—他们以轻微的不合作姿态，进行了一场合作。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艺术与世界性的财富从来就结为一体，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国正代表财富的新潮流。

但他们仅仅是被选择的一小部分。我在纽约碰到的朋友们是另一种命运，他们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他们与这群中央的艺术家是同代人，他们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戏剧性地逆转。但他们从事的事业不是孤独的艺术，它需要群众与舞台，需要明确的对抗对象，否则它就陷入失重的虚空。它不仅无法激发、反而摧毁创造力。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攻击和空洞口号中，目睹着自己的影响力迅速衰退。他们或许曾经吸引了某种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们是全球最后、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对我充满浪漫的诱惑。在现代世界，倘若你想成为一个创造者，多少要宣称自己是大地上的异乡人，你要表现出与熟悉世界的强烈冲突，你要逃离、反叛自己的环境。但在这次的旅行中，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转变成一种隐隐的焦虑与恐惧。倘若流放仅仅是流放，而没有变成“奥德赛式”的归来，我还会憧憬吗？

在纽约，除去这莫名的忧虑，我也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语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语与德语），那么他／她就在现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学研究的权威Arturo Arias曾这样写道。他目睹了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拉美作家们的命运—倘若他们不想在本国被监禁、折磨、禁声，就必须自我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