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乡，你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国，审查和监禁可能会让你消失于公众视野，失去个人的身份与意义，而在异乡（除去少数杰出而幸运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隐匿于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里。

对Arturo Arias来说，“拉美作家有成名的义务”，这既增加他们在国内时的安全性，也为他们的流放做好了准备—在异乡你既保持了个人身份，也继续为你受困的祖国发声。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国读者，当说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临的境况与美国的海明威与爱尔兰的乔伊斯大不相同，后者只是为了逃避本国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则还必须面对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纽约，我不断地想起Arturo Arias这篇写于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经验从未被详尽书写、仔细分析。不管对于文学还是政治，流放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对多元价值的寻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挣扎与发现，更是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进行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长期以来的轻薄念头—那种以成功为前提的流放与挫败，太过功利性了。我首先要开始理解挫败、挣扎与恐惧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