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 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

《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安平：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小时候，父母亲都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爷爷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爷爷最不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抽鸦片，一个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记里面几乎不写奶奶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是对女性的一种隐晦的尊敬。

关于爷爷,现在大家提及并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记，那是爷爷生前用毛笔一点一滴记下的。爷爷的书法十分漂亮，几本小册装进一小盒，现在都收在台湾中研院，保护得非常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和我们讲过爷爷的日记，但存放在大陆，我们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学者式的日记，记了很多学问方面的事，大到他的历史观，小到某一天读了什么书，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另外，他写的诗，他朋友给他的诗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记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史料。

《单读》：当时他们做研究方法也是，比如说考据，做编年体例，记翔实而系统的日记，与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

金安平：爷爷留下了很多信件、书和诗作，包括写给朋友的小传，名人小传，还有他在重庆教书的时候学生给他的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日记，但我觉得爷爷写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时他受到清末考据派史学家的影响，他也跟着那个模式写，是一个学者系统的思想记录，而不只是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