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虽然金先生留在大陆，但他的挚友李济先生他们都去了台湾，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有交往吗？

金安平：我们是住在台南，而李济先生他们大多在台北。台南跟台北很不一样，爷爷认识很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时候的朋友。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爱的是国，跟党没有关系。爷爷最关心的还是历史，读他的日记就能感觉出来，他为了研究历史可以不顾一己之忧。而且，我们虽然去了台湾，但当时都以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回来，谁也想不到历史后来的走向。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单读》：您受到他们的影响大吗？

金安平：我觉得影响是很复杂的，在考虑学术问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考据的方式，但平时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样子。朋友有时候会笑话我，我非常爱看小说、电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在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们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单读》：年轻人接触的新生事物对您的影响更大？

金安平：父母给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思考问题、做学术研究方面，或者看他们怎么样教育学生——毕竟我也是教师，这些给我很大的影响。爸爸在重庆大学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流亡学生来家里吃饭。而且教学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别灵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经常给我很多启发。从本质上说，我的生活更美国式，也许是因为很小就来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受了他们文化上的感染。

说到来自孩子们的影响，比如儿子喜欢棒球我也跟着喜欢，像粉丝一样追球队，也会和儿子女儿们讨论电影、小说，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太肤浅。我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欢考据，非常尊敬章学诚、刘宝楠这些史学家。其实做考据学就是要有一种好奇心，不管不顾，一门扎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考据学更像一门科学，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到大学数学专业的影响，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