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1927年4月12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票价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有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45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抢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

这些“生意人”做着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么多的“生意”可做？

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却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踱上甲板，三三两两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

这些“生意人”，其实是一些“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王明）、李立三、罗亦农（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

那是因为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六年前，1921年7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因此，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