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1]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其人，也确实有点迷人的“革命”油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自己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1] 指孙中山。历史到了急转弯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