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1]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2]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3]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4]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

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

[1] 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2] 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

[3]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二大”和“三大”》，第5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 1928年7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2期。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地结束。[1]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