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订单的增多，机器的尺英寸也在变大：1969年1月，通用汽车公司需要一台1 600吨的压铸机来生产铝制变速箱。于是，16个小时的工作日延长为18个小时。对父亲而言，完成形状极为特殊的机器的订单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生意。甚至也不仅仅是失去生意。这事关尊严。“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很高的期盼，你对工作就应该有同样的期盼。”他说。7个月后，普林斯制造厂的压铸机就安装到通用公司的工厂并开始运转。

很快，父亲就开始多元化经营。普林斯制造厂逐渐发展成为普林斯公司。父亲的公司不再限于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也开始设计自主产品。1972年，他给凯迪拉克发明了一种带照明灯和化妆镜的遮阳板——这个装置在当今随处可见，很难想象轿车没有这些配置的时候。普林斯接着开始给轿车设计内部仪表板——当时的仪表板杯托、可移动的扶手、数字罗盘/温度计、计算机程序控制的车库门开门器。父亲能设想出多个全新的行业去开辟。时任克莱斯勒大型车采购经理的戴维·斯威特利克有一次对《福布斯》杂志表示：“普林斯进来就说，‘你肯定会看上这种产品。’”

三大汽车制造商很乐意看到我父亲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研发。如果样品失败了，所有损失就由他自己承担。这样做生意也使父亲变得不屈不挠又讲究策略；公司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他办公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他把这些错误称为“令人谦卑的礼物”。这个方法很奏效：普林斯公司成立七年之后就成为霍兰镇最大的雇主。

取得这些成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1972年，一次心梗差点让父亲丧命。他当年42岁。在霍兰医院卧床的三周里，他反省了他把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逼到什么程度。他想起年仅36岁就去世的父亲。他回想起自己的坏脾气如何占了上风。我记得在手忙脚乱地送他去医院之前，母亲和我在家发现他的那一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中午的时候躺着。“就是当他躺在病床上反思如此辛劳带给他什么的时候，他重新树立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家的好友加里·L·鲍尔后来这样说，“埃德加把个人的未来和生意的未来都交给了上帝。”很快，父亲对工作的专注程度就没那么高了，陪伴我的时间也更多了。

对父亲而言，向我展示祖父母的欧洲渊源十分重要，这是对故国的情怀。与荷兰–德国的渊源并非不太明显：我在一个名叫霍兰的镇子里长大，一些躲避家乡宗教迫害的荷兰移民1847年开始在此定居。这里有很多郁金香色彩的节日，建筑物也带有传统的荷兰风格——甚至还有一个从荷兰进口的古老风车。木屐到处可见。荷兰基督教归正会是我们镇子的中流砥柱，我母亲是归正会虔诚的信徒。

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一般的世界史都很令我着迷——尤其是与军事的关系。我聚集起来的第一组士兵玩具是纯铅打造的——这些士兵身高5厘米，齐刷刷地成排站立在我卧室的窗台上。士兵数量多达好几百个，都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与现实中的英军、法军和大陆军对应。我用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铸模，还有父亲和我在铸铁坩埚里熔化的重达18公斤的铅，打造出了这些战士。我当时才7岁，不过我已从父亲和他的几个也服过役的叔叔那里听过一些关于军队的故事，令我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