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庭的责任感也很重要。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是为人和蔼，对我尤其如此。父亲身高六英尺（约1.8米），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大手，由于在铣床工作时间太长，手都变厚了。父亲经常出差跑生意，我看到自己就像父亲当年那样逐渐成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家庭与生意交织在一起，当父亲指定母亲、姐姐和我担任不断壮大的普林斯公司的大股东时，我对生意有了些许认识。父亲主持召开家庭会议，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司的决策。周六，他会带我走遍公司的各个工厂和办公区，教给我制造方面的知识，指出效率低的做法。那里到处闻着都有股液压油的味道。他从不让我错过跟任何一个人握手的机会，从机械师到主管，我都要逐一握手，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认可。那时我才只有7岁。

在心梗之后的那些年里，父亲真的变了一个人。家庭和健康的重要性增加了。除了横穿异国大陆开车旅行，我们还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和诺曼底。他对追求身体健康也变得十分执着——家里不再有甜甜圈——这份执着还使他为1 500名员工的健康担心。

普林斯公司的主管们每周有三个下午就会聚在附近的霍兰网球俱乐部，父亲在这家俱乐部就快要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在那个年代，别处的午餐聚会都流行豪饮三巡马提尼酒，而普林斯的高管们凑在一起，讨论的是双发失误和反手击球的赢家。后来公司在1987年建成了一大片综合建筑群，在那里还建造了篮球场和网球场。父亲也给员工提供针对重大疾病的定期筛查。

对父亲而言，生意不仅仅是赚钱，还涉及人际关系。父亲的员工们对他忠心耿耿，所以他觉得要对员工的福祉负责。他乐意看到员工随着公司的成功而过上红火的日子：有的机械师通过勤奋工作把孩子送去读大学，有的工程师为特殊需求的子女请得起最好的护理。父亲从公司的机队派出飞机，接回远在外地开会的销售人员，让他们能够及时返家与家人共进晚餐。办公室周日一律关门。

父亲在成功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回馈。在工作之外，父亲每年捐出至少10％的收入。普林斯公司在其使命宗旨的第四条指出：“全力做好慈善捐赠事业”。我父母也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援助了霍兰镇商业区——包括一笔100多万美元的捐赠，用于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常青家园（1985年12月时任副总统乔治·H·W·布什参观了该中心），这是全美首批专为老年人建造的活动设施之一。父母的捐赠也使砂岩大钟塔得以修复。这个钟塔自1892年起就耸立在商业区，已成为颇受当地人喜爱的地标性建筑。这种感激之情是相互的。如今，在商业区的杜鹃花公园内，顺着人行道上的青铜足印，可以来到几个唱歌的乐手和儿童雕像面前，那里有一块纪念我父亲的牌匾。“我们将永远听到您的脚步声，”上面写道，“霍兰商业区的人们敬重您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方。”

父亲给当地的霍普学院以及加尔文学院——我母亲的母校，位于附近的大急流市——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两所学院都因循归正信仰而建，自从我父亲首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坚定不移地皈依了这个信仰。19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加里·鲍尔和詹姆斯·多布森成立了家庭研究会，这个公共政策团体提倡保守的价值观，颇具影响力。“我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