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保罗?克拉多克的自传《保卫杰西：我与一个幸存儿的劫后余生》中的第二章（曼迪?所罗门合著）。

很多人对我似乎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保罗，你为什么要费劲心力地照顾杰西呀？毕竟，你可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一个前途无量的黄金单身汉。而且，你的工作时间那么不规律，你真的确定自己能够做一名合格的家长吗？”对此，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十分肯定的。记得在双胞胎刚刚出生后不久，谢莉和史蒂芬就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两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以防他们在未来遭遇到任何不测时，能有人来帮忙照顾他们的孩子。要知道，对于谢莉和史蒂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经过了两人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艰难决定。那时候，他们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也都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肯定是不能向双胞胎付出全部心力的。而谢莉的家人也不能被列入可选范围之内（具体的原因请待我稍后详表）。虽然两个孩子当时还只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婴儿，但谢莉保证她们长大后肯定会喜欢我的。“保罗，你的爱心就是波莉和杰西所需要的一切。”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富有爱心的人。”

当然，史蒂芬和谢莉也知道我曾有过一段不光荣的过往。二十五岁时，我曾因职场失意而意志消沉过一阵子。那时，我正在参与《医生物语》一片的试播片段录制工作。要知道，那可是一部被人们预言为“英国未来最红的医疗题材电视剧”。然而，不久我便接到该剧被停拍的通知。我本该在剧中出演一个名为马拉卡尔?班尼特的主要角色，他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同时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瘾君子，以及一个有妄想症倾向的人。该剧的停拍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为

了这个角色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调研工作，并且已经完全把自己的情绪沉浸在了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猜，问题可能在于我让这个角色太过主观化了。就像许多失意的前辈演员一样，我开始借酒消愁，或是借助其他物质来麻痹自己的痛苦。上述种种消极因素再加上我对自己渺茫未来的担忧，导致我患上了急性抑郁症以及轻度的偏执妄想症。

不过，在我和这些心魔鏖战的时候，小双胞胎尚未出生。因此，我很感激他们夫妇二人能够不计前嫌，将我视为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谢莉坚持要我的监护人身份合法化，于是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位律师来做公证。当然了，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我的监护人身份最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一阵绞痛。

让我们接着上回的事情继续讲下去吧。我在机场的酒吧里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除了一个人喝闷酒，就是抬头呆呆地望着天空电视台的滚动新闻横幅。那个该死的新闻主播把坠机的噩耗播了一遍又一遍，好像生怕有谁会错过了这条重要消息似的。突然间，电视里插播了一段拍摄于坠机水域上空的视频片段。画面中，那灰蓝色的海水澎湃汹涌地奔流着，其中偶有几片飞机残骸在波涛中若隐若现。一艘颜色十分显眼的搜救船正在这片水域里四处搜索着幸存者，看上去就像一个漂泊在无边的海洋里的大玩具一般。我记得自己当时突然想到，谢天谢地，好在史蒂芬和谢莉去年夏天就教会了女孩们游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呀，就连邓肯?古德休①都不一定能从那片汪洋大海里游得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极端情绪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许多的奇思妙想，甚至还会将这些念头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最后，是梅尔在酒吧里找到了我。在我看来，她也许一天会抽四十根乐富门②牌香烟，或是在庸俗不堪的普力马可③商店里挑选衣服，但她和她的老板杰夫却有着和加拿大领土一样宽广的心胸。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

“过来吧，亲爱的。”梅尔对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其实，我知道，尽管吧台边的那些小混混一直都在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他们的眼神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当时，我的状态看上去一定差极了，不仅汗流浃背、浑身战栗，而且我还双颊湿润，可能曾在不知不觉间流下了眼泪。“有什么好看的？”梅尔冲着那些小混混喊了一声，然后就牵住我的手，把我带回了休息室。

不久，一大批心理学家和创伤治疗顾问也赶到了休息室。他们一边忙碌地为家属们分发着淡而无味的茶水，一边抚慰着大家的情绪。出于保护我的目的，梅尔让我坐在了她和杰夫中间，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夹心饼干一样把我包了起来。杰夫拍了拍我的膝盖，对我说了句“兄弟，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之类的话，并随手递了支烟给我。虽然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还是满怀感激地接了过来。

现场竟然没有工作人员出面阻止我们在室内吸烟。

没过多久，那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凯尔文，以及那个进门时举着气球的红头发美女凯莉也加入了我们（气球现在已经变成了摊在地板上的一团烂橡胶了）。作为最早听到坠机消息的五个人，我们之间似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额外的亲密感。五个人坐在一起不停地吞云吐雾，竭力不让自己的悲伤情绪显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位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女士跑来向我们询问各自在那架航班上的亲属的姓名。虽然她看上去像是某种顾问，但她那紧锁的眉头让她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她用来安慰我们的口径也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新信息告诉你们的”。说实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苦心，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对此事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不过，作为家属，我们的心中还是不可遏制地祈祷着自己的至爱亲朋错过了飞机，抑或是记错了航班号码或者是起飞的日期。要不然，就算是幻想一下这一切都只是个梦境也好呀。我记得，自己当时努力将记忆定格在了初闻坠机事件之前的那一刻——那时我还端着咖啡，站在接机区里，看着那些实习生拆卸圣诞树（我并不迷信，但没准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无比地渴望能够回到那一刻，这样就不用再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空虚感了。

无耻的恐慌感突然又将它冰冷的手指戳向了我的胸膛。在等待工作人员为我们分配创伤治疗顾问的过程中，梅尔和杰夫一直在和我说话，试图鼓舞我的士气，但我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可一点都不像我。杰夫还给我展示了他那部小手机上的屏保图片——那是一个二十岁上下、露齿微笑的美丽女孩的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的女孩虽然有点肉肉的，但眼神中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女儿罗琳，也就是今天他们特意来机场要接的人。“罗琳是个聪明的姑娘，虽然她也曾经迷失过生活的方向，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步入正轨了。”杰夫闷闷不乐地告诉我。听说，罗琳此行去特纳利夫岛是为了参加一个盛大的狂欢派对。而且，她是因为别人临时有事不能前往，才在最后一刻临时决定过去玩玩的。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吗？

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连呼吸也开始有困难了，身上四处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梅尔对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戴满了金首饰的手捏了捏我的膝盖，“一会儿我们要是听到什么消息，会随时告诉你的。”在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的号码了），我就头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顾问上前来试图阻止我，但是梅尔在我身后声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让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车费，然后沿着M23 公路开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没有把自己的车开到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去，这真是个奇迹呀。我只知道，我的脑海里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史蒂芬的奥迪车开到了自家门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车是被我偷来的顺风车一样。

我用钥匙开了门，却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门厅里那个专门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顺势摔了一跤。头痛欲裂，这才清醒了过来。听到响声，住在地下室公寓里的一名波兰学生打开房门，探了个头，问我是否一切还好。大概是看到我面如土色，他一溜烟跑回了房间，取了一瓶廉价的伏特加默默地递给了我。

我接过酒瓶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的酒瘾又复发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我甚至都不屑于给自己找个玻璃杯来，便直接抱着瓶子对嘴吹。我想我大概是连那瓶伏特加的酒味都没有尝出来吧。喝完酒，我浑身颤抖抽搐着，双手像是被针扎过一样感到阵阵的刺痛。我翻出兜里的黑莓手机，把联系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不知道应该拨给谁好。

因为，每当我遇到麻烦时，总会第一个打给史蒂芬。

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然后觉得不过瘾，便又翻出了几瓶酒，生生灌了下去。这几瓶酒下肚后，我一次又一次跑去厕所呕吐。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之后，我窝进了沙发里，打开了电视机。

大部分的日常节目此时都被暂停了，各个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报有关坠机事故的报道。我当时大概是已经喝醉了，所以全身上下都觉得很麻木。数不清的时事评论员被源源不断地轮流请进了天空电视台的演播厅，和那个脸色铁青的主持人肯尼斯?波特坐在一起说着些什么。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肯尼斯?波特的声音，仍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天空电视台的报道始终都是以英国的这起空难事故为主，这大概也是因为该事故最受英国观众的关注吧。采访中，一对在出事海域附近乘坐邮轮的夫妇碰巧拍摄到了一段摇摇晃晃的画面，记录下了飞机在坠机之前低空划过海面的惊险画面。天空电视台无止境地重播着这个片段。好在，飞机撞击海面的一瞬间并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但是，在画面背景里仍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女人在尖叫着：“哦上帝呀，拉瑞！拉瑞！快看！”

其实，我完全可以拨给身边的许多朋友，问问他们是否也有亲人在同一架飞机上。但是我几度拨通了号码，又默默挂断了。打了又有什么用呢？肯尼斯?波特终于不再和那些百无一用的专家进行问答了，也不再面无表情地重播那段夫妇拍摄的影片了，而是将报道的内容转向了其他的几起坠机事故。当我听说救援人员在佛罗里达大沼泽中找到了幸存的男孩鲍比，而且日本的坠机事故中也发现了三名生还的幸存者时，我突然感到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是的，我的确想过，原来这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史蒂芬他们有可能还活着！

在一条报道中，我看到救援人员将一个浑身赤裸的日本男孩抱上了直升机。而在另一条报道中，一名显然受到了惊吓的非洲男子在废墟上歇斯底里地呼喊着自己家人的名字，身后的背景里飘荡着滚滚的黑色毒烟。我还看到，那个鼎鼎大名的坠机事故调查员（我曾经一度觉得他长得有点像电影里的“美国队长”）一直在镜头前呼吁民众不要恐慌。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浑身颤抖的航空公司负责人告知民众，目前所有的航班都已经取消，并请大家等候进一步的通知。

我想，我应该是昏睡过去了。当我再次醒过来时，肯尼斯?波特已经下班了，换成了一名巧舌如簧、留着深色头发的女主播。她穿着一件令人生厌的黄色衬衣（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件衬衣的样式），看得我的头一阵阵生疼，胸中还不时会涌上一股想吐的感觉。所以，当我听到电视里提到，英国的这起坠机事故中有一名幸存者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

接下来的信息让我震惊了。那个从事故中生还的人是一个孩子。救援人员发现时，那个孩子正紧紧地抓着一片飞机残骸，在距离坠机地点几英里处的海面上漂浮着。直升机发回的航拍画面中似乎看不到什么细节，只看到一条搜救船上有几个人在不停地摇晃着手臂，身旁还坐着一个穿亮黄色救生衣的小小身影。

我试着不让自己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当那个孩子被抱上直升机时，记者拍摄了一个特写镜头。我一眼就看出那个孩子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自己家的孩子当然只有自己最了解。

我毫不犹豫地先给梅尔打了个电话。“交给我吧，亲爱的。”她安慰说。老实讲，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要考虑她的感受。

事故后勤小组的人很快便赶到了我家，那速度之快就好像他们一直都躲在我家附近一样。一名叫做彼得的创伤治疗顾问（我从没记住他的姓）和一名戴着眼镜、留着山羊胡的矮个子男子和我一起坐了下来，向我通报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们也告诫我暂时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保罗，我们必须先对生还女孩的身份进行确认。”他还问我，是否可以联系我其他的家人或朋友，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我本想打个电话给杰瑞，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史蒂芬、谢莉和小双胞胎就是我的家人。虽然我也有朋友，但他们都不是那种可以在危难中让你依靠的人。在我看来，他们在事后对我频频献殷勤的原因，也只是想要借此大出风头而已。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偏激。但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嘛。

由于当时所有的欧盟航班都被停飞了，因此孩子被暂时送往了附近的一家葡萄牙医院进行抢救。那一刻，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立刻飞到她身边去。但是彼得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他向我保证，等孩子的情况一稳定下来，就立刻用直升机把她送回英格兰来。

双胞胎中有人生还的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我慢慢冷静了下来。彼得告诉我，飞机在准备紧急迫降之前很有可能发生了火灾，所以杰西（或者是波莉——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她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大概也因此受了伤。但他们最担心的是她会因体温过低而有生命危险。接着，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之后，他们用棉签从我嘴里提取了一些唾液，以便带到葡萄牙去进行DNA 检测，确认她是否真的是双胞胎之一。我想，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比自己被一根大棉签划过口腔内壁，同时期盼着自己亲人的消息更让人感觉不真实的了。

几周后，在一次“277 互助会”的活动上，梅尔告诉我，当她和杰夫听说杰西幸存下来的消息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希望，还总是幻想着罗琳也许被海浪冲到了某个小岛上，此刻正等着别人来营救她呢。在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后，航空公司特批了一架专机带家属们飞往葡萄牙海岸，让他们可以到距离坠机地点最近的地方去看一看。当时，我因为忙着照顾杰西根本就脱不开身，所以并没有随机前往。不过，大部分“277 互助会”的成员都去了。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梅尔和杰夫望着海面黯然神伤的场景，都会心痛不已。

也许是航空公司内部有人泄露了双胞胎之一幸存的消息，打电话来我家询问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无论是《太阳报》的记者还是《独立报》的编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你感觉如何”、“你觉得这是个奇迹吗”。老实说，为了应付他们无休无止的提问，我的注意力确实暂时从悲痛中转移了出来。但是，失去史蒂芬他们的痛楚还是不时地会像潮水般涌来，被一些最不起眼的琐事激起来。不管是一幅展示着一对亲密母子画面的汽车广告，还是一段婴儿和小狗在地上乱爬的卫生纸广告，都能让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没有电话打扰的时候，我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追踪世界各地针对此事的报道上。虽然调查人员早已经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是各路专家对于事情的起因显然还是各持己见。就像梅尔和杰夫一样，我想我也始终无法泯灭自己内心对于史蒂芬还活着的期望。

事故发生两天后，杰西就被转移到了伦敦的一家私人医院里，接受多位专家的会诊。她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但不免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同时，尽管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她的神经系统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但她始终还是没有睁开眼睛。

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很好，给我和杰西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在我等待杰西的医生签发探望许可时，他们还专门为我准备了一间休息室。我坐在休息室里那张舒适的罗兰爱思沙发上，整个人依然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中，只好随手翻阅杂志来解闷，不知不觉竟打起了瞌睡。

突然，走廊上的一阵骚动将我从梦中惊醒了。只听一个男人厉声喝道：“你说我们不能去看她是什么意思？”紧接着，旁边又传来了一个女人的附和声：“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她的家人呀！”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马上就意识到在外面叫嚣的人是谁了。那是谢莉的母亲玛丽琳?亚当斯，以及她的两个儿子，杰森（他坚持让我叫他小杰）和基斯。史蒂芬曾戏称他们为“亚当斯一家”。当初，谢莉从家里离家出走后，一直竭尽所能想与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但是，善良的她最终还是邀请他们来参加了她和史蒂芬的婚礼。那也是我最后一次有幸“陪同”他们。虽然史蒂芬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亚当斯家的那些人都应该被关进大牢里，但是对于他们的出席仍然表现得落落大方。在我看来，他们家的人不仅十分势利，而且缺乏教养，还总是喜欢教训别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表面上装作楚楚可人，但背地里却是另一副嘴脸。除此之外，小杰和基斯两兄弟的品味更是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甚至还用时下最红的名人或球星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我听说他们俩有一大群孩子，而且都是和不同的女人生育的）。

走廊上刺耳的吵闹声仿佛又把我带回了史蒂芬和谢莉举办婚礼的那一天。多亏了亚当斯一家人，让那场婚礼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变成了一场永生难忘的经历。当时，史蒂芬邀请了我担任他的伴郎，而我又带了自己当时的男朋友普拉克什作陪。我记得，谢莉的母亲穿了一条粉红色的涤纶连衣裙，那样子简直是惨不忍睹，像极了卡通片里的粉红猪小妹① 。小杰和基斯倒是很识趣地将自己常穿的山寨皮夹克和运动鞋换成了不合身的西装。为了置办这场婚礼，谢莉可谓是煞费苦心。要知道，她和史蒂芬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两人的事业也才刚刚起步。不过，她还是省吃俭用地设法攒下了一些积蓄，并租用了一座小型的乡村别墅来作为婚礼招待会的场地。起初，两个家庭的成员都一直在各自的范围内活动，谢莉的家人自顾自地聊着天，我和普拉克什、史蒂芬以及谢莉的朋友则在另一边热情地相互招呼着，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史蒂芬每每回忆起婚礼上的那场闹剧，都无比懊悔自己没有给吧台的酒水供应量设置一个上限。在玛丽琳那段无精打采的致辞结束后，普拉克什和我起身去跳舞。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播放的是一首名为《无心快语》的歌曲。

“哎哟哎哟。”两兄弟中的一人突然和着音乐的节拍喊了起来，“真放荡呀，同性恋。”

“就是，该死的同性恋。”另一个兄弟也附和道。

普拉克什可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分钟我们还在相拥而舞，下一分钟他就已经不由分说地与亚当斯兄弟扭打在了一起。现场有人立即报了警，不过好在最后并没有人因此而被逮捕。当然了，这场不愉快的插曲自然是毁了整场婚礼的温馨气氛，也断送了我和普拉克什之间的感情。婚礼后不久，我们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有时候，我总是不禁在想，幸好爸爸妈妈并没有在现场目睹这场闹剧。实际上，他们早在我和史蒂芬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便双双因车祸去世了，死后还给我们兄弟俩留下了一笔遗产，帮助我们渡过了几年的难关。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好人。

话说回来，很快，亚当斯一家便被一名战战兢兢的小护士领到了休息室里来。虽然婚礼上的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其中的一个兄弟——大概是小杰吧——看到我时脸上居然露出了羞愧的神情。 “别介意，兄弟。”他对我说道，“这种时刻我们一家人更应该团结在一起，是不是？”

“我的谢莉！”玛丽琳一边啜泣着，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说自己居然是看了一个小报透露的乘客名单后才知道女儿出事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出去度假了。谁会选在一月份出去度假呢？”

在玛丽琳又哭又闹的时候，杰森和基斯两兄弟则在划着手机消磨时间，丝毫没有打算上前安慰的意思。这让我不禁想到，要是谢莉知道她的家人突然跑来插上一脚，该有多么惊讶呀。不过，我告诉自己，看在杰西的分上，一定不能爆发。

“妈，我出去抽根烟。”小杰说。不久，基斯也跟着出去了，把我和玛丽琳单独留在了房间里。

“嗯，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保罗？”她打开了话匣子，“太可怕了。我的谢莉就这么走了。”

我含含糊糊地说了句类似节哀顺变的话。不过，我也刚刚失去了我的兄弟呀！她怎么就只字未提呢？史蒂芬不仅是我的双胞胎兄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呀。可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地假装亲热。

“不管他们找到的是双胞胎里的哪一个，她都要搬过去和我们一起住。”玛丽琳继续说道，“她可以和乔丹、帕里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除非我们能搬到谢莉和史蒂芬的房子里去。”虽然我知道现在不是讨论监护权问题的时候，但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照顾她？”

“要不然她要去哪儿？”

“她可以和我生活在一起呀。”

她的下巴愤怒地颤抖着：“你？可你是……你是一个演员呀。”“她已经准备好了。”这时候，一位护士出现在了门口，打断了我们之间“愉悦的促膝长谈”。“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她了。不过只能待五分钟。”

医护人员要求我们全都穿上绿色的防护服，并戴上面罩（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么大的衣服，居然能够套得住玛丽琳的虎背熊腰）。接着，一名护士带着我们走进了一间设计得很像酒店套房的病房里，里面还放置着一张花朵图案的沙发和一台高档的电视机。要不是因为杰西身边环绕着心率监测仪、点滴瓶和各种吓人的医疗设备，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这居然是一间病房。只见病床上的女孩儿满脸都是绷带，紧闭着双眼，看上去呼吸很微弱。

“这是杰西还是波莉呀？”玛丽琳小声问道。

“这是杰西。”我回答。这还用说吗？

“你怎么——你怎么能肯定？她的脸都被盖住了。”玛丽琳呜咽着说。

当然是发型了。杰西的刘海有一处特别的短。就在他们一家人准备动身去度假之前，谢莉曾发现她在厕所里偷偷剪头发，想要模仿她最喜欢的歌星K 小姐的最新造型。此外，杰西的右侧眉毛上有一处微小的疤痕，那是她在学走路时不小心撞到壁炉架留下的。

她躺在那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弱小，那么的无力。就在那时，我发誓，我要竭尽所能地去保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