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杜米索来自南非的东开普省。达鲁航空的467 次班机在卡雅丽莎镇坠毁的时候，她的姐姐以及两岁的女儿就在镇里。她于2012 年4 月接受了我的采访。

第一次听到坠机的消息时，我正在雇主家的洗衣房里熨烫衣服。当时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但是仍然做得很卖力，以便可以早点完工，好打车回家。我的雇主是个很挑剔的人，他喜欢让用人把包括袜子在内的所有衣物都熨烫好再叠起来。这时候，雇主的夫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神情似乎不太正常。平日里，只有在她的宠物猫把老鼠叼进屋里来的时候，她才会露出这副表情，然后催促我去清扫。“安吉拉。”她问道，“我刚才在《开普访谈》上听说卡雅丽莎出事了。你家不就住在那里吗？”

我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猜，一定又是哪个棚屋着火了，或者是当地工人的罢工引起了骚动之类的。可她居然告诉我说，有一架飞机在卡雅丽莎坠机了。她的话音未落，我赶忙奔向了客厅，打开了电视。当时，电视里所有的新闻节目都在报道这件事情。起初，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画面中，人们四散而逃，尖叫声此起彼伏，身后还飘荡着滚滚黑烟。接下来的消息吓得我的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飞机坠落的地点正好位于卡雅丽莎镇的第五区，而那里所有的建筑几乎都已经被炸毁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我女儿苏珊所在的教堂幼儿园就在那个区域里！

我马上想到，自己应该先给姐姐布希拨个电话，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但是，我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于是，好心的夫人把她的手机借给了我，可是布希的电话却一直都无人接听，每次都是直接转入了语音信箱。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了我的全身，我开始觉得头晕恶心，并且全身无力。布希可是从来都不会不接电话的呀！

“夫人。”我抱歉地对她说道，“我得走了。我必须得回家去看看。”其实，我的心里一直在祈祷着布希有可能会突发奇想地早点去幼儿园接苏珊回家。我隐约记得，布希今天放假，因此并没有去工厂上班。而且，她有时也会提早去接苏珊，好和她多玩一会儿。今天早上，我五点钟就坐着出租车去北部的郊区工作了，那时候布希还在熟睡，而苏珊就静静地躺在她边上。我试图将这个画面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心想着她们俩此刻也许正毫发无伤地在哪里避难呢。

夫人（她的全名叫做克拉拉?凡?笛尔?斯白女士，不过我还是喜欢叫她“夫人”）马上表示，她愿意开车送我过去。

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听见夫人正在手机里和我的雇主吵得不可开交。“约翰内斯不愿意让我送你过去。”她回来后很不开心地对我说，“不过他可以死了这条心了。如果让你就这么坐出租车回去，我的心里是永远都过意不去的。”

沿途，夫人一直都在喋喋不休，而我也只有在指路的时候会稍稍打断她一下。巨大的压力让我的身体产生了诸多不适的症状。我感觉，就连自己午餐时吃的那个派，此时也像是一块大石头一样堵在我的胃里。上了N2 高速公路后，我老远就看到了远处腾空而起的黑烟，还闻到了一股呛人的烟味。“安吉拉，我保证一切会没事的。”夫人不停地安慰着我，“卡雅丽莎是个很大的镇子，对吗？”为了缓解车里紧张的情绪，她顺手扭开了收音机。不巧的是，新闻广播员也正播报着世界其他地方坠机事件的相关报道。“可恶的恐怖分子。”夫人咒骂道。当车子接近贝登?鲍威尔路出口的时候，交通开始堵塞了。一大堆喇叭声轰鸣的出租车把我们的车子挤在了中间，而车上的乘客个个都和我一样，看上去一脸惊慌，归心似箭。一辆辆救护车和救火车不时地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夫人看上去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她那脆弱的心脏大概也有些受不了吧。警察在道路尽头设起了路障，试图阻止更多的车辆涌入事发地区。我知道，我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徒步走进去了。

“回去吧，夫人。”我对她说。这话似乎让她的脸色稍有缓解。我并不怪她。往日热热闹闹的卡雅丽莎如今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灰尘，浓烟熏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

于是，我敏捷地跳下了车，并向着试图冲过路障的人群跑去，和他们一起喊叫起来。“放我过去！我的女儿还在里面！”这时，一辆救护车向我们飞驰而来。为了给救护车让路，警察不得不放我们过去了。

我没命地向前奔跑着。我想，自己一生中应该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但我居然一点儿都不觉得累。一种莫大的恐惧感一直推动我不断地向前奔跑着。道路两旁，不时会有人从浓烟里满身是血地逃出来。说来惭愧，我当时根本就顾不上停下来帮帮他们。虽然在烟雾笼罩下很难看到前方的路，但我还是专注地向前走着。每隔一段距离，我就会看到……看到地上插着旗子，旁边则放着包裹着尸块的蓝色塑料袋。四周棚屋里的火势仍在蔓延，戴着面具的消防队员正忙着给现场拉上封锁线，以避免闲杂人等靠近。不过，我当时的位置离自家居住的街道还有不少距离，因此不得不悄悄地从封锁线下钻了进去。浓烟火烧火燎地灌进了我的肺里，熏得我泪流满面，身旁还不时有东西在爆炸，弄得我浑身上下都污秽不堪。此时，眼前的街景已经和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我试图寻找教堂房顶所在的方向，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种掺杂着烤肉和汽油的味道慢慢地飘了过来，让我有种想吐的冲动。我扑腾一下跪在地上，累得再也迈不动步子了，甚至连呼吸都有困难。

不知过了多久，一名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找到了我。他蓝色的制服此时已经被鲜血给浸透了。我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的女儿。我得找到我的女儿。”

他扶着我走向一辆救护车，并把我抱上了车子的前座，然后打开了车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几分钟后，一辆红十字会的小面包车匆匆忙忙地开了过来，于是我便和车上的其他人一起挤到了面包车的后车厢里。和我一样，车厢里坐着的人一个个也都衣衫褴褛，浑身泥土，很多人脸上带着一种失魂落魄的表情。坐在角落里的一名女子静静地望着窗外，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而我身旁的老人则一言不发，身上颤抖不已，脏乎乎的两颊上还挂着两道泪痕。我对着他轻声耳语了两句，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似乎我当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上帝，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和他交换苏珊和布希的生命。

车子缓缓地驶过了一个堆满了尸体的帐篷。我试着让自己不要去看，但还是不免瞥到了救援人员向里面搬运尸体的画面。大部分的尸体都是用蓝色塑料布包裹着的。我吓得开始更加努力地祷告，希望布希和苏珊不要出现在里面。

小面包车最终把我们一行人送到了马厩路的社区中心门口。我本以为自己要先在入口处签到才能进去，结果硬是被人推推搡搡地挤进了屋里。

其实，早在社区中心的门外时，我就已经听到里面起伏的阵阵哭声了。实际上，屋里比我想象的更加嘈杂。到处都是蜷缩在一起的人群，有人浑身黑乎乎的，有人则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和刚才在车里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很像，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在哭泣，看上去仍然是惊魂未定。我开始在人群中穿行，试图寻找到布希和苏珊的身影。可是人海茫茫，我要到哪里去找她们呢？突然间，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经常帮我照看苏珊的邻居诺里斯瓦太太。那时，她的脸上也布满了厚厚的血迹和泥土，身体不停地前后摇摆着。当我试图向她询问布希和苏珊的下落时，她却只是茫然地望着远方。不一会儿，我又找到了她的两个孙子。飞机坠毁的时候，他们也在幼儿园里，不知是怎么才逃出来的。

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安吉？”

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看到布希就站在我的身后，怀里还抱着小苏珊。

我惊喜地尖叫起来：“感谢上帝! 你们还活着！”

我们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久久都不愿分开。可能是因为我抱得太紧了，苏珊蠕动着想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真的，那随之而来的解脱感更是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希望的力量有多强大。待我们两人的情绪都稍稍稳定了下来后，布希便开始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她们逃生的经过。原来，她今天确实是提早把苏珊从幼儿园里接了出来。但是她们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附近的小卖部，准备买点糖果。谁知，在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一架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是有炸弹爆炸了。于是，她来不及多想，一把抱住苏珊，向着反方向拼命地跑了起来。也就是说，要是她们当时提早回了家，现在一定都没命了。

如今，我们的家所在的区域已经被夷为了平地，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最终被付之一炬。

为了等待救援人员为我们分配避难场所，我们一家三口只好暂时留宿在社区中心里。夜色降临，有些人将床单和毯子挂在了房顶上作为隔板，划分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空间。这里流离失所的人太多了，但我最同情的还是那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在事故中失去了父母甚至是祖父母的孩子。说实话，这样的孩子在这里实在是数不胜数，其中还有不少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孩子。早在四年前，这些孩子就因排外袭击事件不得不跟随着自己的家人流落街头，现在却还要再经历如此的磨难。

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小男孩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记得在留宿社区中心的那个晚上，我辗转难眠，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持续高居不下，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从白天的惊吓中缓过神来。于是，我决定起身活动一下筋骨，却意外地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原来，那是一个坐在我们毛毯旁边的男孩。先前，我大概是太过于专注照顾苏珊和布希了，居然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虽然天色昏暗，但我仍能够看出他眼中闪烁着的那种痛苦与孤独。他就那么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毯子上，周围丝毫见不到有父母或祖父母陪伴的样子。我在纳闷，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怎么没有把他送到专门收留弃儿的区域里去。

我冲着他笑了笑，试着问他的妈妈在哪里。可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坐到了他的身旁，伸出手轻轻地搂住了他。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既没有掉眼泪也没有颤抖，只是身体显得异常的沉重。不一会儿，我觉得他大概睡着了，便把他放平，爬回我自己的毛毯上去了。

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被分配到了一所愿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的酒店里。我环顾四周，想要去找那个男孩，让他和我们一同前往，可就是寻不到他的踪影。我们总共在那家酒店里住了两周，直到我们姐妹俩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面包房里找到了新的工作，才从酒店里搬了出去。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份工作可比做用人要好多了。面包房还有自己的幼儿园，所以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带着苏珊一起来上班。

事后，一群美国人来到了南非，想要寻找所谓的“第四个幸存儿”。一名自称是调查员的男子（我猜他应该不是赏金猎手）找到了我和布希，并询问我们是否曾在社区中心里看到过一个形单影只的孩子。他对这个孩子的描述正好和我在第一夜里看到的那个孩子相符。不过，我并没有对他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打心眼里觉得，那个男孩不被人找到可能会过得更好些。很明显，这个“调查员”看出了我在隐瞒些什么。但无论他如何逼问，我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一直保持着缄默态度。

也许，他并不是他们要找的男孩。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且，当时那个男孩也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