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安全，自然中不存在这种东西。从长远看，敢于冒险要比避险更为安全。人生就是一系列冒险的过程。

——海伦·凯勒［美国］（社会活动家）

上了岁数后，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如果当初知道这些就好了……”我懊悔年轻时的无知，这说明对人生有所领悟了。但是，年轻的时候能有现在这样的领悟，就会过上自己愿意的日子吗？就会实现理想的人生吗？我的答案当然是“不”。如果青年时期一开始就掌握了通过岁月才能凝练的智慧，那么他就不是青年了。青年有两大美德：一是无知，二是有未来。因为无知，才有勇气向不确定的未来迈步。

在上医科大学的时候，我就决定了选择精神科专业，结果有人就说：“你疯了？要当精神病医生？”当时在人们的眼里，精神病和精神病医生都是一路“货色”。在这种氛围中，我毅然选择了精神科专业。如果想出人头地，选择内科或者外科才属正常，而我对精神科专业，当初也没有什么透彻的认识。

“4·19”反独裁示威时，我作为“主谋”被关押，和我同关在一个牢房的，有死囚和小偷。有些人为暂时的困厄愤怒不平，而有些人大难临头却泰然处之。我开始审视自己，并思考何为人，何为人生。可能是当时的强烈体验，驱使我倾向于精神科医生，而且我一直希望当一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医生”，这个念头最终也推了我一把，使我终如所愿。

精神科专业加上因为“主谋”被关押的“前科”，注定了我之后的路途不会顺当与平坦。出国留学已经不可能了，再好的医院就职也是难上加难。去不了好医院就意味着无法遇到出色的导师和有实力的前辈。总之，我所希望的，最平坦最有希望的道路基本上全给堵上了。于是，我就给从未谋面的国立精神病院院长写了一封自荐信。当时医大毕业生都回避国立精神病院，但即使这样，国立精神病院也不会接受有“前科”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我最无奈的唯一选择，我必须拼一下了。出乎意料，院长接受我了。虽然说是出于这样的医院用人难的原因，但我真的十分感谢院长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以为这仅仅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很意外却成就我人生的触底反弹。我在这所医院不仅遇到了名师，还通过众多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因为在国立医院，得以参与国家企划的种种规划，接触其他医院的高明医生，有了良多受益。如果在大学附属医院，只能师从一两名导师，而我却可自由地在全国各地有名教授的研究室从事交流与学习。应该说，我的人生最大绊脚石的“前科”经历，带给了我人生逆转的大好机会。

因为有了这种闯劲，我成为精神科医生后所做的事，都可以称之为“破格”的。我把封闭的精神科病房改造为开放式，引进“心理剧”集体治疗法，创立“韩国精神治疗学会”，吸引社会关注精神疾患的治疗，在海外旅行尚不自由的年代，我却能够去尼泊尔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等等。

在20世纪70年代，我在梨花女子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当主任教授。我决心拆除精神科病房的铁栅栏，把病房改造为患者可以自由往来的开放式空间，结果遭到了患者家属和同事们的反对。我说服他们说：“把患者关起来不是为了保护患者，而是为了管理人员的便利。”最终，在所有人的忧虑下，医院顶层的精神科病房改造成开放式病房。患者在公共区可同时自由活动，还有公用电话可同外界联络。此外还设有锻炼器械，公共区还可以举办音乐会。这些现在看来是正常的事，而在当时却是难以想象的，是不被别人理解的，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抱有强烈的偏见，而这些举措带来了改变偏见的契机。

现在精神治疗领域普遍应用的“心理剧”集体治疗法，1974年首次在治疗中使用，即首次把还处于理论阶段的治疗方法移到了实际的治疗舞台。我穿梭于大专院校的戏剧专业系所，请求戏剧专家施以援手。首尔艺术大学的李康白教授以及已不在世的剧作家吴永镇、导演兼剧作家李相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他们的热忱会铭刻在韩国精神医学史上。

我所做的最冒险的事就是翻译和著述四十多本精神医学书。我成为教授后发现，可教学生的教科书太少了。我总不能拿一本书整年地教学生吧？ 于是我就下决心自己动手翻译相关著作。因为我的英语能力有限，我翻数千遍词典才得以完成一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留学派的恩师发现我的误译后，就劝我不要浪费时间，就此罢手。我就说：“如果老师不想翻译，还是不要劝我吧。”

我这么拼凑着翻译了第一本书《应该怎样进行精神治疗》。我在序言中说：“我虽然英语不好，但是为了后面的研究我不得已翻译这本书。我想以后会有很多留学归来的人，届时希望他们不吝赐教指出错讹之处。”好在这本书后来不仅对专攻精神科的学生，而且对护士、心理医生、社工人员、患者以及家属都提供了很多帮助。

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本书。所以我到处散布“出李根厚的书肯定没错”的消息。结果，还真有人听到消息来找我，是汉拿医学社的吴武根社长。当时他经营着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小出版社，他只听我一面之词就决定出版这本书。现在，汉拿医学社已成长为出版了五百多种医学书籍的医学类专业出版社，这是用信任和冒险来铸造出的成绩。

年轻时候，我不断地“惹事”。我并没有特别的天赋或者才干，也没有什么强悍的自信。我只是觉得为了患者必须尽力而为。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我也要努力让其变得有可能，然后耐心地等待或者去找可以提供帮助的人。这个过程确实很艰辛，但是我没有半途而废，直到搞出成果。正因如此，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认为，我确实凭一己之力办成了不少事。

可是随着岁月流逝，我越来越明白这些并不是只凭我一人所能成就的，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是我一个人来完成的。虽然由我开了头，但是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提供了远远超出我个人能力所及的智慧和能量。

在韩国精神医学史上，我被推举为20世纪70年代首次把封闭的精神病房改造为开放式的创新型人物。但事实上只是我比其他人多了一份勇气而已。前辈医生是因循于惯例，后辈医生一般不敢在前辈面前发出声来，正好我夹在中间可以挑这个头。而心理剧集体治疗，如果没有李相烈等戏剧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同事们的真诚帮助，引入的时期可能会大大推迟。

我想“上岁数”的过程，就是领悟非一人之力所能创造奇迹的过程。随着时间的大河湍流而过，世上没有独我的真相才会一一显露出来。这个“独我”也可以解释为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这种感悟只有上了岁数后方能切身体会到。年轻时，必须要有“一切靠我自己”的精神。人不可以少年老成，要有无知的冲动和冒险精神；要有跌倒后敢于再起的霸气；也要有绝境中仍然爬起来的勇气，还要有相信明天的底气。个人英雄主义要不得，但是，人也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只凭我的力量活完人生各个阶段。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

老后做什么？去旅游？不要太茫然

虽然社会已经很关注老龄化问题，但是很多人还是很茫然老后该做什么。或到处旅游，或含饴弄孙，只是泛泛地认为应该安度晚年。

但是老后的时间，比想象的要长。从字面上理解，“老后”就是老了以后，指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或完全丧失的这段时间。

而当代现实中，老年人大多依旧耳聪目明，依然有气力有能力。所以现代人老后的时间，多半还是用来继续追求有价值或必须之事（无论是兴趣、义务奉献还是赚钱），只在闲暇时才会旅游或者含饴弄孙。

回想起来，我退休以后满怀热情地操持了很多事情，这种热情甚至比退休前更高、更自觉。离开医院和大学后，我活得更自由，更有创意性。做心理咨询、去尼泊尔从事医疗援助、照料保育院的孤儿、研究石佛像、就读网络学院、进行青少年性心理咨询、探索老龄教育等等，真是不胜枚举。

这些事，并不是有人叫我做才起头的，都是我自己操办起来推动的，而且我依然愉快地在做着，所以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幸福。如果想好好度过漫长的老后时间，首先要丢掉茫然的企盼和幻想，不要想安逸地度过这段时间，应该好好筹划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