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杜鲁门　

正如胡佛那样的前总统可能会为“菜鸟”总统派上很大用场一样，一位未来总统的明星作用经证明也同样很有价值。

1945年，杜鲁门向胡佛求助后一个月，他认识了西方文明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受人们爱戴的程度就好比胡佛当年受到的辱骂一样深。杜鲁门从这两个人中找到了帮他塑造战后世界的盟友。

1945年4月，当听到哈里·杜鲁门因罗斯福突然去世而成为总统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和数千万国民一样“在沮丧和伤心中入睡。”

这种反应绝非针对个人。艾森豪威尔与副总统素未谋面，而他也从来就不是罗斯福的近臣。但是，对他和其他将军来说，“……这个时期太关键了，不应被迫改变我们的国家领袖。”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杜鲁门肩上的担子将会有多重。新的威胁俨然像强敌一样正在逼近。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在法国东北部的一小型红砖校舍内接受了德国投降，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喜悦。”1945年6月18日，杜鲁门下令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休假一下午，欢庆胜利，欢迎赢得了战争史上最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凯旋。

100万人走上了闷热而遍插彩旗的华盛顿街道，为了观看军队游行，庆祝战争胜利，有些人趴在窗户上，有些人爬到了树上。艾森豪威尔乘四引擎飞机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他的夫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她那在过去三年中只见过一次面的丈夫。他走下了舷梯，将她抱在怀中并亲吻她。鼓乐齐奏，战机和轰炸机在头顶飞过，护卫游行队伍一路到首都。据《纽约时报》描述，当时“狂喜之情”充盈整座城市。乔治·马歇尔将军建议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您！”于是，当他的吉普车驶入宾夕法尼亚大道时，艾森豪威尔站了起来。他抬起自己的手臂，高兴而又有点尴尬，笑容几乎比他的脸都要大。

“他真是太帅了！”人群中有声音叫道。

“他朝我挥手啦。”

“他太了不起了。”

艾克抵达国会，并在国会、内阁、大使和最高法院法官联席会议上发言，就好像他在发表自己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一样，只是台下的听众要比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所见过的听众要更虔诚。每一次挥手致意和鞠躬中，他都一次次强调自己只是他指挥的300万美国士兵之一。“他们值得你们的颂扬，应该在这里享受你们的掌声，”但是“我也很自豪和荣幸能向他们转达你们的赞美。”整个房间雀跃欢腾。

《时代》周刊欣喜地说：“美国喜欢它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和蔼的有阅历的人；一个还记得他只是普通公民的人；一个中西部家庭的儿子，未被战争击垮，未为荣誉所累。”

那个下午，这位高大的时代英雄将第一次见到那位“小杂货商”。这一天对于新任总统而言并不好过。杜鲁门在前一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我得决定对日战略，那是我迄今最艰难的决定。”他和他的战时内阁开会讨论了攻击日本本土的代价。如果这么做，超过25万美军士兵和更多的日本平民将因此丧生。除非命运转变。“我们即将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有人告诉我，30天内，这件事就将发生。”

至少另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杜鲁门几乎只是个看热闹的旁观者。但他不得不亲自感谢艾森豪威尔。在白宫草坪举行的仪式上，杜鲁门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卓越服役勋章和另一枚橡树叶勋章，称赞他“谦虚、公正和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及他作为一名战士和外交家的卓越能力”。

但是，他私下里的话更有说服力。杜鲁门曾因视力问题落选西点军校，不得不强记视力表才得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33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自己的农场和家人到法国指挥炮兵，并在战争中目睹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他将艾森豪威尔拉到一边，低声对这位伟大的将军说：“要是总统职位和这枚勋章二选一的话，我倒宁可获得这枚勋章。”

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参加那天晚上的白宫晚宴。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哈里·布契尔说：“晚宴就好像密苏里州的社区晚餐一样简单和随意。”和艾克同坐一桌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首席法官哈伦·斯通、马歇尔和杜鲁门。“这是艾克将军第一次拜访新总统，虽然他在那天下午短暂见过他，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他都很喜欢。”

杜鲁门的感受也是如此。杜鲁门给夫人贝丝的信中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是个好人。”他称那次晚宴“很成功”。

“他做了份很伟大的工作，”他继续写道，信中的政治含义已很明显。“他们想让他竞选总统，这对我没啥影响。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愿意把工作交接给他。”

就这样，还有以后的许多次，杜鲁门都在想象让位于一个人们已经称为“我们的下任总统”的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呼声甚至都不用回应。用他的话说：“要否认我高兴，这一点没用，因为即使我想，我也做不了。政治上也是如此。”

如果那种决心未经考验的话，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故事可能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结局。

战友

胡佛和杜鲁门差异明显，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却有很多共同点。两人出生在仅相隔150英里的两个家庭，在孩童时期都险些因病丧命，还都曾目睹各自的父亲在生意场上输掉一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哥哥阿瑟甚至在1905年还是堪萨斯城寄宿处的室友。他们都娶了比自己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女性为妻，开始时从事了自己没多少兴趣的职业（杜鲁门从事了更多的职业）。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虽然说杜鲁门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弹钢琴，而艾森豪威尔则更喜欢作画。他们俩都属大器晚成，都得益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获得了自己最高的荣耀，但两人都不属于罗斯福的内部圈子，而且都瞧不起罗斯福的狡诈。两人都是爱国者，一直本能地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逸之前；两人还都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在面对突然间变得更危险的核时代时，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并没阻止他们欢迎一个年轻的超级大国的到来。

然而，当他们相见时，他们都已是公众人物，而且他们之间身份差异巨大。尽管杜鲁门在1945年很受欢迎，他却从未受到人们对艾克那样的尊敬，而且批评者们很快就认为他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自由派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写道，杜鲁门是历史的“意外事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是他不能理解他所占据的职位的本质和重要性”。专栏专家伊·弗·斯通批评说，杜鲁门的身边都是“敲诈者”和“大腹便便的温厚的会讲很多下流笑话的人”。专栏专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说，杜鲁门的白宫，远非伟大民主的所在，更像“密苏里独立市狮子俱乐部”，环绕着的是“十美分雪茄”的味道。

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此时已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崇拜，还赢得了国王、女王和国家元首们的尊敬，他们所有人争着抢着给他授予荣誉：法国荣誉勋章、十字勋章、英国功绩勋章（之前从未授予过他国人）、希腊皇家救世主勋章、丹麦大象勋章，甚至还有苏联的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

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讲的，1945年夏天，当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见面时，杜鲁门首次提出要做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靠山。当时他们坐在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车中，讨论着战争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将做些什么。艾克坚定地说，除了回到安静的家中，他什么都不想。就在那时，杜鲁门说：“将军，不管您想要啥，我都会帮助您。这当然也包括在1948年帮助您竞选总统。”

“我恐怕，我们国家的任何士兵在听到总统的这样真诚而令人惊骇的话时，都会感到被突袭了要害一样。”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对此一笑而过。

他回答杜鲁门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成为您总统大选上的对手，但肯定不是我。”如果杜鲁门这位忠实的民主党人在认真聆听的话，艾森豪威尔话中提及的“您的对手”这几个字就应该至少澄清了他自己属于哪个党派。在之后的7年中，艾森豪威尔从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效忠于哪个党派。

两人在德国分手，而对彼此的钦佩也都加深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尊重既是对总统一职的尊重，也是对总统本人的尊重，但并未超出刻意逢迎的范围。他认为杜鲁门是“真诚、热心而打起交道来又很愉快”的一个人。一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就很惊喜地发现有份礼物在等着他：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他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看到这只地球仪时就说自己很喜欢。地球仪上面刻着字：“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赠哈里·S·杜鲁门总统。我曾在1942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中使用过这只地球仪。”

多年以后，当世事变迁，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杜鲁门十分厌恶之时，他一再否认曾给予后者任何政治支持。杜鲁门说：“我告诉他，美国人对他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感激，我们也谈论了很多战时英雄步入政坛的这个事实。他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政。就是这样。”布拉德利确认了艾克的话，正如杜鲁门自己在采访他的记者面前说的一样。

这也不会是杜鲁门最后一次诱使这位有超凡魅力的将军从事新的行业——当然，前提是艾森豪威尔要表明自己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这部分反映了杜鲁门的谦逊。在共同应对战后时代的一些最大的挑战时，他对这位将军的尊重也变得更深：欧洲重建、犹太人定居、战犯审判、苏联野心。当乔治·马歇尔于1946年卸任陆军总参谋长时，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担任这一职位。艾森豪威尔回忆时说：“我对他讲，我还不如退休呢。但是他说，他在那时特别需要我。”

让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绝非易事。那时，妇女们给国会办公室送去印着“把孩子父亲送回国”的童鞋，海外的士兵要求派船接他们归国。艾森豪威尔欣赏杜鲁门的遣送老兵回国的承诺以及他对住房、医疗和《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推动；而老兵的服役消耗了20%的联邦预算。军队重组对两人来说都是大事：虽然陆军希望统一，而国会中的海军和空军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帮助，杜鲁门很难让重组方案通过国会批准。但这项任务要求妥协，会让人沮丧，要远比领导战时部队让人不愉快。

1946年末的一天，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杜鲁门写下这样的谢意：“我想我会猛喝了它，而不是让那些在这里晃荡的‘恶棍’们喝了我的威士忌……或许您和我能想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分享这瓶酒。”

两人一起合作得挺好，虽然他们的来往大部分还很官方。第二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委员会请艾森豪威尔当他们校长时，他接受了，杜鲁门也对他表示了良好祝愿。 1947年7月，杜鲁门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过一次长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那能做什么工作？”杜鲁门回忆，他们讨论了另一位将军的野心：杜鲁门的杰出但也很难相处的亚洲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在1948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时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

“我对艾克说，如果他那么做的话，他（艾克）就应该宣布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我将愿意排在他后面，或者成为副总统，艾克和我能够胜选，而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将很高兴离开这巨大的叫做白宫的白色牢笼。”杜鲁门写道。

对话结束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艾克不会转述我的话。杜鲁门发誓，“我也不会引用他的话。”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日记里称这次谈话“让人震惊……我不知道5年后杜鲁门是否愿意（或者想要）记起他那令人吃惊的建议”！

你得知道杜鲁门是否能预见到政治野心会让朋友分道扬镳。1948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鲁门送去新年祝愿。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杜鲁门对他说的话，“艾克，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管你有何计划，让我们确信，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我们个人间的友情。”

罗斯福派的反叛

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不感兴趣时，杜鲁门是为数不多的相信这话的人之一。艾森豪威尔说：“所有记者都知道，政途很崎岖。然而，每个人都认为，任何有机会踏上政途的人，他们都想试一下，任何否认这种野心的人都是骗子。”但不仅仅记者是这样。194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属于哪个政党——而且他似乎对此也不关心。

那年秋天开始到1948年总统大选年，民意测验显示，尽管杜鲁门将勉强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管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还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艾森豪威尔都将轻易击败他们所有人。“选举艾森豪威尔”的支持派发表誓言，不管他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将他的名字放到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总统初选中去。

“让我的名字置于政治旋风中，这正变得让人尴尬。”1948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但是扭捏作态只是游戏的一部分，记者们坚持认为将军喜欢这出戏。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墓前献花时，艾森豪威尔被一名在西服翻领上佩带着“选举艾森豪威尔”字样纽扣的人拦住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把那东西拿下，扔掉吧。”但是，据一位记者说：“当他说这话时，笑容满面。”一个星期后，他写了封信给煽动“选举艾森豪威尔”活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媒体，正式而断然地退出了他从未真正想参与的竞选。理由包括：不愿意和他的总司令竞选，他知道后者将与之激烈竞争；不喜欢党派政治；相信“将军从政不利于国家和军队”。他肯定政治是份高贵的职业，然后又补充说，“我让自己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是明确而绝对的。”

同一天，他也辞去了陆军首长职务，准备去大学做校长。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他说：“您的鼓励、理解和最重要的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这或许是艾森豪威尔政治生涯的终结。共和党人确信他们将最终从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杜鲁门手中赢回白宫，政党领袖不想和一位广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打交道，更何况他们不了解其观点，也不能控制其行动。他们对杜威成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很高兴。是民主党人触发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政治斗争——这点违背了他们两人的心愿。

当民主党人即将召开194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时，很多人进行了总结，借用一位纽约州代表的话说：“我们亲爱的杜鲁门总统，这个我们都喜爱的人，可能不会获得连任。”政党党魁和大城市市长以及在任参议员都要他退位。自由派向杜鲁门开炮了。罗斯福的忠实顾问哈罗德·伊科斯写信给杜鲁门说：“您可以选择自愿而有尊严地退休，或者被觉醒后愤愤不平的国民赶下台。”社论作家更是直言不讳。《芝加哥论坛报》保守分子称他“无能”，而《洛杉矶时报》则称他是“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在最高职位上见过的最愚蠢的人”。

现在，罗斯福尚存的亲信们对杜鲁门群起而攻之。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夫写道：“记忆中没有任何总统，即便是胡佛在他最黑暗的日子里，都没受到他自己政党如此公开的鄙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10天，罗斯福的儿子富兰克林和詹姆斯，以及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支持新近开展的“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行动”，要求开展“抛弃杜鲁门”运动，并且招募艾森豪威尔领导他们。

就这样，前总统的家人向前总统亲自挑选的继任者开炮了。他们给每一位民主党代表都发了电报，用艾克的名字换掉杜鲁门，希望赢得足够多的代表在首轮投票中狙击杜鲁门，不管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成为新总统是否感兴趣。总统顾问拉克·克利福德回忆说：“一边是杜鲁门总统，他已经通过了那段时期中存在的所有的自由派的考验；另一边是职业的自由派组织，他们展示了真我。他们对一位自由派候选人不感兴趣；他们对他们认为的能够赢得大选的人感兴趣。”

于是，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被迫露面并断然宣布：“我此刻不会将自己打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标签，也不能接受任何政府事务的提名，或参与党派的政治竞争。”对于杜鲁门而言，他已开始喜欢总统这份工作，他希望“和那些不喜欢民权立场的南方民主党人公平战斗；和那些感觉到被杜鲁门抛弃的新政拥护者斗争；和那些担心因他惨败而导致自己被丢弃的市长们斗争”。

杜鲁门后来说：“当白宫里的总统决定他想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没有人能阻挡他。”

杜鲁门一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就给他以热烈的祝贺，尽管他选举期间并未投票选举他。他写道：“在我们的政治史中，没有人曾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成绩可以清楚地追溯到个人的那种十足的勇气和战斗的心。”艾森豪威尔再次向杜鲁门表示了他的忠心，并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其效力。

他有理由对杜鲁门表示特别感谢：正是因为杜鲁门的亲自干预，美国国税局认定艾森豪威尔只是业余作家，因此对他的战争回忆录《欧洲十字军》的所得税按照25%征收，而不是75%，这不仅仅意味着玛米·艾森豪威尔终于能得到她的第一件貂皮大衣。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本他签了名的书，这也是除了他家庭成员外，他送出去的第一本。

再次开战

没过多长时间，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耐不住寂寞了。6个月后，他在给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信中说：“您能在任何时间拜访我谈论任何事。”1949年2月，当杜鲁门请他担任军事顾问时，他欣然答应。

杜鲁门招募艾克从事一种新的战争：官僚战争。他需要某位具有艾森豪威尔那样身份的人，以及能在利益和自私自利间调停的人，来抚慰那些复仇心重的海军上将们，增强将军凝聚力，并劝说他们提供多种服务和劝服他们的国会盟友让美国的国防建设听从统一指挥，而他们那时候还在为制服的颜色这等小事争论不休呢。

艾克回忆说，在和杜鲁门开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后，“有件烦心事，那就是总统和福里斯特尔将军很明显认为我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让战争重归和平。”

杜鲁门需要让他坏脾气的将军们安静，因为他很快就需要他们参加真正的战斗。1949年9月23日，白宫表示它有证据表明苏联人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一周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称“人类灭绝开始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承认开展了间谍活动；一位名叫约瑟夫·麦卡锡的威斯康辛州参议员宣布，他有一张列着200名国务院共产主义分子的清单。

然后，真正的考验来了：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越过38线进入韩国，冷战转为“热战”，打破了杜鲁门持久和平的希望。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回忆道：“我父亲听到这则消息时，他明确表示，他害怕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对这次共产主义挑战，如果回应激烈的话，可能会在亚洲引起范围更广泛的战争；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那就将表明美国无意卷入战斗。当北朝鲜的苏制坦克开进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很多人害怕这次侵略是受苏联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以此将美国的力量和注意力从西欧转移，从而让西欧更容易被苏联征服（当时西欧12个师对抗苏联驻扎在东欧的175个师）。一位西方官员在被问及俄国人要想征服西方需要什么条件时，他回答：“有鞋就够了。”

艾森豪威尔紧紧站在杜鲁门一边；他第一时间支持杜鲁门召集联合国军防卫韩国，并让美国士兵参战，谴责“粗暴的侵略”，称杜鲁门的回应“不可避免”。第二天，他和马歇尔与杜鲁门在白宫共进了午餐，两人都认为力度和速度是关键。艾森豪威尔回忆：“我们的想法都很好，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达成了完全一致意见。”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杜鲁门总统任期间最受折磨的一段时间。截止10月初，由于麦克阿瑟大胆进攻仁川，美韩军队重新夺回了38线。但是，用武力毁灭朝鲜军队并统一这个国家的决定立即吸引了26万中国军队投入战斗。杜鲁门乘飞机赶了1万5千英里路到威克岛和麦克阿瑟见面；麦克阿瑟将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向他汇报情况，甚至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艾森豪威尔个人对杜鲁门的军事力量的怀疑不断加深。他总结说：“可怜的哈里，他是个好人，但他现在却处于起着暴风雨的湖中央，而且他还一点不会游泳。然而，很多即将被淹死的人还指望他搭救呢。如果他的智慧能比得上他的好意就好了。”

现在，麦克阿瑟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的承诺泡汤了。他想对中国实行海军封锁，允许轰炸中国东北和大陆城市，实行全面反击，包括使用核武器。约瑟夫·麦卡锡要求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马歇尔辞职，号召弹劾杜鲁门。与此同时，杜鲁门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都很担心，后者警告国会，扩大朝鲜战争将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卷入错误的战争。”

盟军最高统帅回营

中国投入战争后的第二天，杜鲁门找到艾森豪威尔，后者正在俄亥俄州的火车上。杜鲁门让他回华盛顿看望他。总统现在不仅仅需要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和建议；他还想要他穿回战袍，再次到海外领导西方国家，但首先要在国内劝服不情愿的国会和公众，让他们接受美国一直抵制的纠缠不清的联盟。

西方国家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签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应对苏联威胁实施共同防御：但这只是个想法，而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除非韩国国内要求认真考虑集体安全，并让一支真正的军队接受统一指挥。成员国现在承诺共同防御，而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担任北约最高盟军统帅的不二人选。艾森豪威尔也已准备好重回历史舞台中心。他对儿子约翰说：“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任务。”当一位朋友对他说杜鲁门可能只是在利用他时，艾克反驳说：“我愿意将这个任务看成是挽救西方文明的最后机会。”

杜鲁门知道，艾森豪威尔是能让12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唯一人选；他能劝服他们重新加强军事力量，而不是指望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他能解决重新武装德国的政治难题。杜鲁门还知道，他需要艾森豪威尔的明星力量，来让人们相信，这种对海外的承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在和杜鲁门讨论过任命一事后，艾奇逊对国务院的同事说：“你知道，那个家伙真的很了不起。我想他是清楚事实的，或许这个决定将让他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一位共和党总统。”但是，艾奇逊又说，“他眼都没眨一下。他说，‘如果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要那样做。’”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尽情享受现总统部署未来总统和前任总统开战的乐趣。而胡佛，已76岁高龄，经过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再次成为共和党的老政治家后，他有点急躁了。他和杜鲁门在重组政府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务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在欧洲人道主义救助一事上合作很成功。但是，胡佛总是担心欧洲想在美国的庇护下轻易复苏。在1950年12月20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胡佛针对杜鲁门的扩张政策进行了保守的争辩。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海外派遣军队和耗费国力，而应该依靠自身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在国内创造一个“西方文明的直布罗陀海峡”。美国不应向欧洲派一个兵或为它花一分钱，除非欧洲国家愿意捍卫自身。

这样，考验来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国际主义者站在一方，而胡佛、塔夫脱和孤立主义者则站在另一方。

艾森豪威尔一直很尊敬胡佛，两人在夏天还在波希米亚小丛林的精英俱乐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胡佛向艾森豪威尔引荐了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但是，艾森豪威尔为胡佛的远见震惊了。尽管他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人……我不得不认为他正在老朽”。他也担心美国承诺捍卫那些不能为自己战斗的国家。他对杜鲁门说，首要任务是评估欧洲的想法：1951年1月初，他在国家机场和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握手言别，并和夫人玛米吻别后，就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踏上了13000英里路的征程，要在18天内访问12个国家。《时代》周刊报道：“他将不得不劝服那个厌倦了战争并且很不自信的西欧，让他们做出牺牲，准备再次战斗。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他自己国家的委员会对他此行的任务还存在分歧。”

迎接他的“让美国人回家”的海报并非吉兆，这次旅程对他很难。他在令人炫目的暴风雪中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而在伦敦，天花病则让他不得不注射疫苗，这让他的胳膊又疼又肿了好多天。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穿越欧洲大陆时，杜鲁门在国内受到围攻。他再次发现自己被鄙视为来自密苏里州的没上过大学的小人物，被各种他不能应对的力量吞噬。朝鲜是个灾难：中国人已经打退了麦克阿瑟的军队，而统帅仍在要求进行全面进攻。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指控杜鲁门没有宪法授予的权力，不能在和平时期将军队派到欧洲去。

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杜鲁门将艾森豪威尔当成了救生圈，称他为“我们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杜鲁门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欧洲使命“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要。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并且给予他我们所有的帮助”。

当艾森豪威尔归国后，他在西点军校的萨尔酒店悬崖边的房间里待了4天，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后来承认：“一些演讲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他需要抓住欧洲的弱点和要害，以及它想重建的精神意志。他知道他的评估将会有多大的分量。

此外，他还知道，他所计划的回到华盛顿的一次秘密会议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在冰雹中飞回了华盛顿，迎接他的是瑟瑟发抖的将军委员会成员、内阁成员、大使和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挽着他的手，带他坐进了自己的专车，还赶走了摄影记者们，警告说“我们不能让他得肺炎。”他们私下在白宫用了午餐，这样杜鲁门就能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在第82届国会以及国家电视台上要传达的信息。结论是这样的：美国不能承担让世界其他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的代价。只要美国愿意，西方的防卫既必要，也有可能实现。

在全国演讲中，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我们怀疑性地检查我们的邻居们所做的牺牲时，我们不能延误时间，含糊其辞地逃避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很迫切、坚定和乐观地认为，尽管挑战很大，美国应对挑战的能力更大。他承诺：“如果我们美国人带头，我们将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值得被历史称赞。”

凭借这种表现，《生活》杂志宣称，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证明自己是美国政策和宗旨中所有正直、优秀和强大事物的最重要的代表”。在此过程中，《时代》周刊说：“他为哈里·杜鲁门总统做了他自己完成不了的事。艾克已经击败了那些灾难提醒者和极端谨慎者——胡佛、肯尼迪……塔夫脱。那个周末为止，国会对美国政府主要军事计划的反对意见被完全压制。国会和国民开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十字军战争。”

但是，当你仔细回顾这场大辩论时，你会逐渐发现，一次致命的遭遇很突出——这个遭遇在那时很少为人所知。即使是在他接下了他的北约任务时，艾森豪威尔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仍然很强；其实，如果他不担心共和党强硬派孤立主义者在他缺席时会再次盛行起来的话，他本可以很高兴地一劳永逸地终止投机。

于是，为了一箭双雕，他安排了一次和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秘密会议，后者的父亲曾是总统，自己也是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艾森豪威尔想从塔夫脱那里要的只是一个保证，保证他让欧洲集体安全成为两党制美国政策的中心。如果塔夫脱同意，艾克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点，并且同意永久退出1952年竞选。他用铅笔写下了一份声明，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应召回来执行军事任务，我想宣布我的名字不会被任何人用来作为总统候选人——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我将表示拒绝。”

然后，他乘车到五角大楼私下会见塔夫脱。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塔夫脱参议员交谈了很长时间。艾森豪威尔总结说：“我想，他可能是怀疑我的动机。”这也很自然，因为让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海啸声，即便对一个斜视的政治人物而言，也是清晰可见的。

艾森豪威尔回忆：“我费尽了口舌，但塔夫脱参议员拒绝给我承诺。”他甚至不想做出派遣多少军队的承诺；只是泛泛而谈，表示支持欧洲集体安全，认为这是欧洲的最好防御，支持美国在这个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但即便是这些，对塔夫脱而言也是太过了，他害怕更加激怒苏联人，并将美国拖回到欧洲的古代战争中去。塔夫脱离开后，艾森豪威尔叫他的助手走进房间，并当着助手们的面撕毁了他之前写好的声明。

“最终我认为，让我的未来计划带上一层神秘的光环，这或许会更有效。”

影子选战

大约6个月后，1951年8月的炎热的一天，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还很慢，《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决定验证杜鲁门在1948年向艾森豪威尔做的承诺。杜鲁门曾说过，如果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他将支持他。那个承诺在1952年还有效吗？要知道，在1952年，杜鲁门仍然有资格再次竞选总统。

“当然有效，”杜鲁门说，“我依然很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我认为，他是二战造就的伟大人物之一。我想我已经通过给予他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最重要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天呐！”劳伦斯喘着气坐回他的椅子里，并在他的记事本里做了记录。《纽约时报》的头条写道：“杜鲁门支持艾克竞选总统。”后来，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名记者又问了下面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如果艾克想当总统，您愿意帮他登上总统之位？”

杜鲁门回答，那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他说：“我认为他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且，我不能帮助他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因为我不认为那对他有任何好处。”这句话有所保留。1951年的那个夏天，在朝鲜战争的僵局中，随着人们对杜鲁门的批评越来越激烈，随着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进行攻击，杜鲁门的支持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24%。

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路经巴黎时，他在北约总部拜访了艾森豪威尔，暗示杜鲁门想在华盛顿见他。艾森豪威尔感觉到这将是次秘密会议，在他看起来是欠考虑的；这次会议肯定会泄密，国会正在讨论军事援助法案，而他不想卷入其中。

他发电报给乔治·马歇尔传达绝密信息给总统，建议另挑日期见面。杜鲁门亲笔回信向他保证：“我从未期望和您召开秘密会议。”他刚听到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没有从其他部门获得适当的支持和配合，想帮他让工作变得容易些”。他也不想让艾森豪威尔“受到国会委员会的干扰。我一个人已经够他们批评的了——而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了”。

几个月后两人才再次见面。那个时候，关于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猜测甚嚣尘上。杜鲁门在1951年9月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想和您谈很多事情。我肯定您和我彼此互相理解。您正在做一份了不起的工作。”

当艾森豪威尔在下一周从欧洲飞回美国和杜鲁门就北约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他说，会谈内容将“仅限军事问题”。但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只有一个主题。如果艾克同意参选总统，杜鲁门是否会让位？如果让位，谁来接管北约？另外，有谁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民主党人呢？《科利尔杂志》甚至愿意奖励艾森豪威尔4万美元让他公布自己属于哪个政党。塔夫脱刚刚宣布了自己要当总统候选人，并且深受共和党支持。但是，民意测验显示，艾森豪威尔相比杜鲁门和塔夫脱的得票率超过2:1。

11月5日，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尔宾馆共进午餐，当时白宫整修，杜鲁门暂时住在那里。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看了白宫翻修的照片，就好像在展示白宫可以是个非常好的家一样。杜鲁门再一次向他表示全力支持；总统愿意让他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而艾克要做的就是宣布自己是位候选人。

《纽约时报》总编辑阿瑟·克罗克表示，杜鲁门的提议标志着民主党人招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长期努力进入高潮。政党密使几周前已经飞到巴黎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要做的就是说句话，总统提名就是他的，而且他还会获得杜鲁门的支持。

艾克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人，只是投弃权票的共和党人。“你不能只是为竞选总统而加入某个政党吧。你有什么理由把我想成是民主党人呢？”他还认为民主党20年的执政已经够长了；必须有人站出来拯救两党制。再加上他一直很不认同杜鲁门的“公平政策”。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总统从来就没认为我会是共和党人，他是如此信仰民主党，以至于他以为任何有点思想的人都会成为民主党人。”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两人都否认他们讨论了政治。当有人请杜鲁门澄清克罗克的报道时，杜鲁门说“无可奉告”。尽管在公开场合下进行了否认，在私下里，杜鲁门想要艾森豪威尔知道其中不涉及任何恶意。他还没宣布他是否会再次竞选，虽然他早在一年多前就私下决定不再参选。他在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便条上写道：“权力有种诱惑力，这种诱惑可能渗透进人的血液，就好像人们对赌博和金钱的欲望一样。”

12月中旬，他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了封信。“专栏作家、杂志和所有喜欢猜测的政治人物都在说1952年将发生很多事。正如我在1948年以及1951年我们的午餐上跟您说的，请做您认为对这个国家最好的事情。”

然后，他又说了些特别的话。尽管他们在内政上有分歧，两人都完全相信美国应该领导西方联盟。只要下一任总统有这种观点，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卸甲归田。对杜鲁门而言，“我自己的观点是要取得均衡。如果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将回到密苏里的家，或许会参选参议员。”但是，如果艾森豪威尔拒绝竞选总统，他继续说，让孤立主义者远离白宫将是杜鲁门的使命。如果那意味着要打破他个人不再参选总统的承诺的话，那他也得这么做。“我希望您能让我知道您想要做什么。我会严守秘密，没有第三者会知道。”

“我很相信您的判断和爱国精神。”

艾森豪威尔回了封信给杜鲁门。“我想和我的家人过半退休式的生活，我不认为我有责任谋求成为政治候选人。”但是，直至现在，他还在思考要怎样回应主动谋求成为候选人和应召成为候选人的问题。5天后，艾森豪威尔最忠诚的支持者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强迫让艾森豪威尔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而且宣称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人。尽管对被逼参与初选很恼火，但艾克最终确认，如果共和党人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话，他将接受提名。

既然他的政治倾向已经清楚了，记者们急于想让杜鲁门谈谈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但是他没有。1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他再次宣布，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位“伟大人物。我非常相信他，我给予了他本届政府肩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随着北约事务进展，时机现在掌握在艾森豪威尔手中，虽然杜鲁门对希望他做什么样的决定毫不隐晦。“如果他想退出，让烂泥、臭鸡蛋和烂西红柿砸自己的话，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阻拦他的路。”

然后，两人谈到了问题的关键点，因为杜鲁门的意图仍然是个谜。有记者问：“总统先生，您将如何和您这么喜欢的一位对手竞选呢？”

“很简单，以前我就这么干过。”杜鲁门回答。

杜鲁门再次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信，两人围绕着彼此共舞，围绕着全世界最有权力的职位共舞。杜鲁门在信中放进了一份记者招待会的全文文字记录，这样就不会对所说的话有任何误解。杜鲁门信中对艾克说：“和往常一样，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对我而言，那绝不会发生。”

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回信，不知道为何人们似乎希望“在我们之间制造刺激或愤恨。我想，他们是希望获得我们针对彼此发表的那种冲动或许还具有批评性的声明，那样就有新闻了。对您决定回避此事，我深表感谢——这也将指导我自己该怎么做”。

杜鲁门又回信说：“您能确信的是，不管职业谎言家和病态的专栏作家要说什么，你我彼此能互相理解，这点您大可放心。”

3月，艾森豪威尔轻松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甚至初选中都不用和任何选民握手；他自己也称感到“吃惊”且“深受感动”。几周后，杜鲁门终于宣布他已经保守了两年的秘密：他将不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即使根据宪法，他有资格参选，因为他的首届总统任期是接替罗斯福的总统任期。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就不会处于挑战他的总司令的境地，也让他可以宣布不再担任盟军统帅，并在6月回国参加自己的总统选战。当他认为所有人都会相信他不想步入政坛时，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很明显，我估计错误了。”他需要退位，“这样所有以我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将不会影响军事任务。”

杜鲁门还是很尊重和支持艾森豪威尔。在5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的身体是否足够健康来胜任白宫事务时，杜鲁门说：“他身体非常好。他和所有人一样健康。”1952年6月，当艾森豪威尔回国开始自己的总统选战时，有人问杜鲁门是否仍然认为艾克是个好伙计。

杜鲁门爽快地说：“是的，我当然这么认为。我非常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他有权持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对我而言没什么。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我仍像过去那么喜欢他。”

然而，当他与身为政客的艾克再次相见时，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