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52年6月，艾森豪威尔最终回到美国投身总统竞选。他首先给他的总司令作了汇报。杜鲁门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他，他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带到了楼上的书房。而即将到来的战火似乎已烧得很大了：塔夫脱的人在大肆渲染玛米·艾森豪威尔夫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女助手凯·萨默斯比的关系不一般、艾森豪威尔背地里信犹太教。艾森豪威尔很愤怒，杜鲁门鼓励他振作精神。“如果就仅此而已的话，艾克，那么你要为自己感到庆幸呢。”他建议艾森豪威尔“直接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要求他们给你配一副大象皮护身，那会对你有作用的”。

两人再次重申，不管接下来的选战上会发生什么，都不会破坏他们的友谊。艾克向杜鲁门做了最后一次北约情况汇报，第二天杜鲁门在白宫玫瑰花园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第四枚橡树叶勋章。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时，艾森豪威尔宣布他的目标是“将现有的政府赶下台，因为它让我们每个人都饱尝浪费、傲慢和腐败的苦果……这是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苦果。”杜鲁门对此并不上心，他在政坛混迹多年，自然清楚游戏规则。

但是，即便是他也不会想到，艾森豪威尔会在那么短时间内就找到法子让他恼怒——这个法子也只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能想得出。

史蒂文森和艾森豪威尔有一个相似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和不受欢迎并丑闻缠身的政府保持安全距离，而史蒂文森基本支持这个政府的国内政策，艾森豪威尔则基本支持其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努力让自己成为勇气和信念的灯塔、一个领导过又一次“伟大的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一个能帮助美国走向繁荣的领袖，这是一回事。

但是，试图把那圈光环笼罩在烦躁、易怒而又绝望的共和党身上，那又是另一回事。艾森豪威尔从未参加过哪个政党，而且也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憎恨”反对党。他相信，总统就好像军事总司令一样，应该凌驾于政治之上，他还没有决定如何应对强大的像麦卡锡和印第安纳州的威廉·詹纳那样的人；他的顾问们曾提醒过他谴责他们，但也有的指出要拥抱他们，他被后一种想法震惊了。他的政党已在野20年，包括很多那种视纯洁性比胜利还要重要的人。艾森豪威尔绝不是这样的人，有很多共和党人都怀疑他对共和党党纲的忠诚。

因此，要赢得提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政党团结在自己周围。艾森豪威尔在丹佛市的布朗宫廷酒店的八楼弄了间套房，恶补自己国内政策方面的知识，并与政党塔夫脱派讲和。他还对他的朋友说：“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认为我让自己卷入政治漩涡中的决定是个错误。”在军界，出于本能和丰富的经验，他的判断是可靠的；在这个新的政治角力场，顾问和心怀好意但却没有经验的朋友们的建议经常相互冲突，他必须对此进行衡量。他们中很多人都指望在他的带领下打赢政治战争。他哀怨地写信给乔治·马歇尔：“这里的整个氛围和老兵所习以为常的氛围截然不同，我有时发现真的很难调整自己。”

第一次“调整”出现在8月中旬，有消息称史蒂文森受国家安全官员邀请到白宫参加情报会议。在朝鲜和欧洲与苏联的紧张态势之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政策连续性。杜鲁门，这个毫无准备就当上美国总统的人，决心不管是谁接任他，都应该加速进程。这是一种出于爱国本能的史无前例的姿态，但是这也引燃了政治战火。

史蒂文森确实参加了情报会议，之后还和整个内阁共进了午餐，然后还参观了修葺后的白宫。之后，他和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商讨了选战策略。虽然杜鲁门非常愿意尽其所能帮忙，但史蒂文森并没表态。整个共和党在传递的信息就是“变革的时候到了”，而其副总统提名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抨击史蒂文森是“杜鲁门主义”的信徒。史蒂文森不能只被看作一个疲倦帝国的新符号。政党官员猜测，他会要求杜鲁门在一些大城市少露面。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则面临着让自己的话更尖锐的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是来自共和党里的中坚分子，他们不是很相信艾森豪威尔和他们一伙。塔夫脱的一些支持人士公开建议，共和党人要做的是把竞选总统放到一边，集中精力让共和党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而不是浪费精力将白宫交于像艾克那样的“民主党卧底”手中。他们对艾森豪威尔那听起来很高尚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没有耐心，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所描述的那样，“那并不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只是为吸引人心……他的语言中都是些老套的复兴者的高尚词汇：节俭、苦行、诚实、经济、朴素、正直。”《纽约世界电报》和《太阳报》8月下旬的头版社论中哀怨地说道：“我们还在指望，当他开始选战的时候，他会相当活跃。”但是在那个时候，“艾克的竞选还只像条干涸的溪流。”

史蒂文森的情报会议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让他能够将自己和白宫划清界限。他私下里对他的战时参谋长、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他的竞选总部因为史蒂文森的会议“沸腾了”。他还说：“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些事情在政界是多么的重要。”在公众面前，艾森豪威尔称这次会议是“不寻常现象”，带来了关于杜鲁门是否在利用政府资源影响竞选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他说，美国人民想要真正地变革杜鲁门政府的“腐败……不计后果的挥霍……错误外交”。这被《纽约时报》称为自他获提名后所发表的“针对竞选问题的最直率的声明”。

第二天，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份电报，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一次情报会议，和内阁午餐以及与白宫中任何他想见的人进行会谈的机会。“我已经和中央情报局做好了安排，为您每周一次通报世界局势，就像我为史蒂文森州长安排的一样。”

艾森豪威尔在一生中首次拒绝了白宫的邀请。在致白宫的一份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说，由于没有“特别严重的紧急情况”迫使他必须参加会议，他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有义务自由批评政府政策以及政府所选择的接班人的政策。他的竞选团队立即公开了这份电报。他和杜鲁门之间的任何通信“都应为所有美国人知晓。如果我去参加会议的话，我想，这是不明智的，会让公众困惑”。

当然，艾森豪威尔从未说过，如果参加情报会议，他将放弃批评那些他想批评的政策的权利。电报是出小小的戏，是为那些白宫外观众写的，它也会有它应有的效果：艾克的竞选主管赫伯特·布朗尼尔说，保守派“大大放心了”。

然而，杜鲁门很生气。他并没有玩国家安全这出把戏。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杜鲁门强烈回应了关于在艾森豪威尔抗议之前他只打算通报史蒂文森的指控。杜鲁门说，他在前一周讨论过同时通报两位候选人，并且还让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也就是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艾森豪威尔交流。布拉德利说，如果他当初知道交流时间会成为政治话题的话，他会更早地发出邀请。杜鲁门对记者说：“信息的大部分内容不能传播，不能公开使用，因为它是最高机密。”

然后，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封私人信件，认为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让他被政治机会主义者劫持。“如果我让您感到尴尬的话，我向您道歉，我唯一的目标是建立稳定一致的外交政策。党派政治不应在美国发生。我很遗憾您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

“您犯了个大错，我希望这不会伤害我们这个伟大的共和国……

“愿上帝指引您并带给您光明。

“您一直以来的朋友，一直以来想成为您朋友的，

“哈里·杜鲁门。”

现在，艾森豪威尔也愤怒了，尽管他对杜鲁门的回信很和蔼，并和以往一样慎重。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史密斯局长说，杜鲁门的信“充斥着无辜，很严肃地提醒我犯了大错，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并影响了我的思维”。

如果艾森豪威尔知道杜鲁门对史蒂文森忍无可忍的话，这或许会给他些许安慰。史蒂文森对待杜鲁门就像是想让疯癫的叔叔最好躲起来不见客一样。史蒂文森任命了他自己政党的主席，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市设立了总部。在回答某位记者的提问时，他坚称自己能够“收拾好华盛顿的一团糟局面”，这也让史蒂文森自己承认了华盛顿确实是一团糟。

在公共场合，杜鲁门说他不能发表评论，因为他对那“一团糟”一无所知。私下里，他写了更多的未寄出去的信。他在给史蒂文森的信中说：“我得出结论，让美国总统出现在你选战的任何角落都会让您感到尴尬。我现在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能赢的话，就带上你的疯子们，带上你的那些趾高气昂的社会名流们竞选去吧。”

进入麦卡锡主义，转向右翼

要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阵营中造成紧张，需要多次误解才能实现；而让他们两人开战的却是约瑟夫·麦卡锡。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仇恨都围绕着两个人发展起来的，一个是他们两人都讨厌的麦卡锡这个仇恨煽动者，还有一个是他们两人都敬重的乔治·马歇尔这个政治家。

艾森豪威尔的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导师马歇尔，是马歇尔推荐他领导盟军的，尽管马歇尔当时待在华盛顿。丘吉尔将马歇尔称为“真正的胜利构筑者”；杜鲁门称马歇尔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而1946年5月，正是受到杜鲁门差遣，艾森豪威尔去上海请马歇尔回国担任国务卿。

1951年6月，约瑟夫·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最为臭名昭著的演讲，对他而言，马歇尔是个叛国者，因为没能阻止中国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而削弱了国家。麦卡锡指控他有“巨大的阴谋，其恶名足以让整个人类史汗颜”。如果共产主义者在美国政府的最高部门里没有帮凶，还能如何解释它不断取得的成功？

当然，马歇尔“失去”中国时，艾森豪威尔当时是军事顾问；他在1945年没和俄罗斯人一起向德国进军；他一直很支持“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换句话说，他是他政党中孤立主义者所谴责的外交政策上的明星，而那将需要进行一些解释。

初选期间，麦卡锡支持的是塔夫脱，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他毫不相欠；艾森豪威尔在8月宣布，他绝不会支持麦卡锡。他谴责打击共产主义的任何“非美国式”的方法，虽然他并未提及麦卡锡的名字。至于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在丹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马歇尔将军的灵魂中没有一丝不忠……如果他还不算爱国主义的完美典范的话，那我就从来没见过什么典范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论点很快就变得更微妙了，区分了“支持”和“完全支持”。如果共和党选民在初选中提名像麦卡锡和詹纳那样的人的话，那艾森豪威尔不认可他们的判断就有些冒昧了。他可以因他们是共和党人而支持他们，即便他不认可他们的策略。或许他就是这么想的。

印第安纳州的威廉·詹纳曾投票反对成立北约，喜欢将马歇尔称为“活生生的谎言”和“叛国者的代表”。他在9月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集会上介绍了艾森豪威尔；当艾森豪威尔承诺赶走“无能的、不能胜任的任人唯亲者和骗子”时，人群山呼海啸。他没有提及詹纳，后者会拍着艾克肩膀，挤进各种场合，并最终抓起他的手臂，将其胜利般地举过头顶。艾克高声对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查尔斯·哈勒克说：“查理，让我离开这里，被这个人碰到，我感觉很脏。”杜鲁门对此情景感到震惊。一位叫做罗伯特·尼克松的国际新闻记者说：“当艾森豪威尔拥抱詹纳时，他就失去杜鲁门了。那条阵线结束了。”

那个晚上，麦卡锡赢得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得票率2:1。艾森豪威尔不愿到他的州竞选；但是共和党官员认为，威斯康辛州的温和派共和党州长沃尔特·科勒正面临着很大的连任挑战；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仍然均衡。杜鲁门在1948年赢下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人需要把这个州夺回来。

艾森豪威尔还是不想去，一些温和派顾问也同意他这么做，尤其是托马斯·杜威。在他的回忆录里，艾克责备员工在行程上犯了错误。但是，在不得不访问威斯康辛州时，他认为他也能阐述一点：他对演讲撰写人休斯说，他想在他的密尔沃基市演讲中捍卫马歇尔，就在麦卡锡的老家这么做。那会有力支持马歇尔而击败麦卡锡。

没有人知道是谁向麦卡锡透露了消息；或许他能看透艾森豪威尔，并且担心他要说的话。不管怎么，10月2日，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火车穿过伊利诺伊州前往威斯康辛州时，麦卡锡未经公开就乘飞机到了皮奥里亚市，并到艾森豪威尔的宾馆拜访他。

两人秘密交谈了很长时间。

后来，麦卡锡对记者说，他们的“谈话非常非常愉快”。虽然他和艾森豪威尔未就一切达成共识，他说，在他离开时，“心情和我进去时一样，他是位伟大的美国人，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一位杰出的总统。”

艾克的一位演讲撰稿人凯文·麦卡恩就坐在房间外面，他的说法不一样。艾森豪威尔让麦卡锡清楚知道了他对麦卡锡针对马歇尔所采取的策略和攻击的看法。战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双方破口大骂。“我从未听过将军这么冷血地责骂一个人。”

然而在从皮奥里亚市去威斯康辛州的路上，艾森豪威尔在麦卡锡的地盘公开宣布为马歇尔辩护的决心动摇了。他的选战主管谢尔曼·亚当斯和共和党全国主席阿瑟·萨莫尔菲尔德提醒艾克，为马歇尔辩护可能被解读成一场针对麦卡锡的蓄意的攻击，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整个国家。正如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威廉·埃瓦尔德的回忆，他们对艾森豪威尔说：“您不能进入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走上本市最大礼堂的舞台，当面攻击正在竞选参议员的约翰·麦卡锡。要记住您正在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团队开始琢磨他是否应该为马歇尔辩护。一些顾问坚持认为他应该按照已起草好的演讲稿演讲。然而，亚当斯认为涉及马歇尔的那部分看起来不合适。艾森豪威尔在和亚当斯讨论回来后，看起来“脸色铁青”。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删去那一段。后来，艾森豪威尔告诉人们，他之所以同意那么做，是因为有人警告他，在威斯康辛州攻击麦卡锡有可能会在他的集会上引起骚乱。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解释说，由于刚为马歇尔辩护过，再次那么做的话“可能被解读成‘挑衅’。那么做会再次让人议论纷纷，我可能会不经意间让马歇尔将军难堪”。

当火车驶进威斯康辛州格林贝市，麦卡锡奔跑着上了火车月台向欢迎人群问好，那些人对他的欢呼要胜于对艾森豪威尔的欢呼。他不得不在自己的家乡阿普尔顿市介绍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他的竞选助手说过他不会那么做。麦卡锡的助手们并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已经修改了演讲稿，他们一整天都在跟记者说，不要急，不要急，你们今晚会听到艾克对麦卡锡的真正看法的。

在密尔沃基演讲中，麦卡锡坐在台上，就在艾森豪威尔的后面，艾森豪威尔确实警告了“暴力的报复主义”，但他听起来并无敌意，他宣称：“（麦卡锡）和我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将无能的、不诚实的，尤其颠覆而不忠诚的人从政府中赶出去，只是方法不同。”杜鲁门对共产主义渗透漠不关心，他接着说，这已经导致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而从这篇演讲中删去的那一段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个人很荣幸与马歇尔将军相识35载。我了解他，不管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名士兵，他都已凭借非凡的无私和深切的爱国情感献身于为美国之服务。这件事让人清醒，自由并不能捍卫自由本身。”然后，摄影师终于捕捉到了艾森豪威尔和麦卡锡的合影。《时代》周刊写道：“他们两人隔着很远站着，就好像隔着条小溪在向彼此靠近一样，艾克抓住威斯康辛参议员的手，握了一下就径自放开了。”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的是，《纽约时报》有完整的原演讲稿复印件。于是，报纸头条说，麦卡锡成功让艾森豪威尔闭嘴；那位勇敢面对希特勒的英雄被国内的恐怖论者吓住了。《时代》周刊出版商阿瑟·苏兹贝格给亚当斯发了份电报：“我是否要告诉你我对此感到恶心？”艾森豪威尔断然否认他退缩过；他的助手们辩解，他之前已经捍卫过马歇尔，因此再做一次没啥意义。爱华德回忆：“这是个错误，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我确信这让艾森豪威尔至死都感到痛苦。”

马歇尔自己什么也没说，而他的夫人后来描述过，这位退休的政治家是如何一晚又一晚坐在收音机前，希望听到艾森豪威尔捍卫他的荣誉。

艾森豪威尔没那么做，这让杜鲁门抓狂了。杜鲁门的助手马特·康诺利解释说：“当所有人批判马歇尔时，在杜鲁门看来，这就像批判他自己的父亲，让他反应强烈。”杜鲁门一直很低调，只说了句“无可奉告”。但杜鲁门后来指责说，艾克做过的“最丑陋和最哑巴的一件事”就是回避与麦卡锡斗争，“即便是他身边的优秀正直的人受到那个可恶而恐怖的人的伤害。”

多年后，会有人问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三者的关系是否要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默尔·米勒在1973年杜鲁门死后出版的一本有争议性的口述历史《实话实说》一书时，他说，1945年6月，随着战争最终结束，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写信说他想回家和玛米离婚，这样他就能迎娶他的战时女司机凯·萨默斯比。马歇尔回信说，如果艾克真想这么做，“他得清楚知道他的余生将在人间地狱度过。”米勒记录杜鲁门的话说：“马歇尔将军不常发脾气，但一旦发脾气的话将不可收拾。”米勒在书中写道，杜鲁门说过他在位时做的最后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是他从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将那些信拿了出来并销毁，虽然那时他非常不喜欢艾森豪威尔。

尽管《实话实说》中有部分内容是基于杜鲁门的访谈录音，但与那些轰动的信件相关的谈话，米勒没有任何录音，而杜鲁门也已经去世了，不能确认此事。唯一的证据来自杜鲁门那多嘴的助手哈里·沃恩少将，他曾说过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关于离婚的通信确实存在，这让艾森豪威尔的敌人听到了风声，并想在1952年总统大选中加以利用来攻击他。沃恩还声称，杜鲁门求情了，拿出了那些信并寄给马歇尔销毁。

现存证据说明了不一样的故事版本。艾克确实在1945年6月写信给马歇尔。但信是请求允许玛米到德国陪伴他一起度过长时间的对德占领。这是封极其亲密的信：“我想承认，这最后的6个星期是我战争中最难熬的时期。”艾森豪威尔吐露了心声：“我的问题是我越来越思念我的家人。”玛米生了病，她体重只勉强100磅。战争让她非常紧张，他给马歇尔写道，“如果她能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将不那么担心她。”

这种请求就像走形式主义一般，并无必要；在亚洲打仗的麦克阿瑟就让他的夫人随军了。但即使艾森豪威尔现在和马歇尔平级，他还是很谦恭地请马歇尔许可，而马歇尔把信拿给杜鲁门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杜鲁门告诉他不要允许，那将对那些与家人分开的士兵们不公平。艾森豪威尔后来因为自己的请求而向马歇尔道了歉。

大发雷霆

艾森豪威尔没能在公共场合为马歇尔辩护，这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让1952年的竞选变成了《纽约时报》所谓的“纠结的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事件”，甚至完全抢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风头。杜鲁门在精心准备的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一篇演讲中大发雷霆。他控诉艾森豪威尔是个懦夫，他不但没谴责像麦卡锡和詹纳那样的“在受人尊敬的长官、朋友和恩人背后捅刀子”的“道德上的恶棍”和“侏儒”，甚至还拥抱他们，“谦卑地感谢（麦卡锡）登上他那竞选的火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道德的人会在11月为他带来选票。”杜鲁门还说，任何对这种政治压力低头的人都没资格担当总统大任，没资格掌控国家核武库。杜鲁门后来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把艾克从他的秃头一直批判到他的后背。”

而那只是开始而已。杜鲁门登上了他那总统装甲火车“斐迪南·麦哲伦”号，开始了首次竞选宣传，途径24个州。在他的“柔道政治”中，杜鲁门抨击艾森豪威尔，提醒选民称艾森豪威尔是“我所选择的人选，参与了我政府中的一些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艾克现在却在攻击他自己出力所形成的政策。

10月的某一天，杜鲁门到达纽约州，而就在那一天中，他就把艾森豪威尔多次称为“骗子”、“白痴”、“伪君子”，称其在军队中那么长时间后并不懂得政府事务，听从党魁摆布，是“参议员塔夫脱阵营中不懂世故的人……对老百姓问题一无所知的军人，还受到那些为银行家、权力说客、房地产说客以及所有其他的为特权阶级说话和卖力的反动派的控制”。

杜鲁门在选战中对他的民主党承认：“我了解他。我也信任过他。我原以为他会成为一位好总统。但我错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他几乎背叛了我曾认为他所代表的一切。”

就像是军乐队在演奏终曲，杜鲁门越来越激动，最终还是回到了马歇尔和麦卡锡的话题上。“这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一个用这种方式背叛他朋友的人不配当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艾森豪威尔将杜鲁门称为“政治煽动的专家”时，他并没有让自己圆通点。但是，对于所有的政治指控，艾森豪威尔在解读公众舆论和私人动机时都尽可能精明，他知道“缺乏政治经验”实际上是他的优势。他的语言和风度可以让他远离政治斗争。虽然共和党强硬派要他利用一切机会打倒杜鲁门，他知道他需要获得独立派的选票，那些人已经对他处理麦卡锡问题的方式感到焦虑了。

而且，他可能理解报道竞选的记者们的发现：杜鲁门沉迷在自己的思想里，低估了人们对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崇拜，低估了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力。《纽约客》专栏作家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人们为更好地观看艾森豪威尔车队游行而爬到沿路的树上时，“人们甚至为此不顾枯朽的树枝和高压电线的危险，这并不罕见。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三次游行中，人们冲破了警戒线，迫使车队停下。”尤其是在杜鲁门的竞选活动中，杜鲁门甚至被“我们喜欢艾克！我们喜欢艾克！”的呼声淹没。当杜鲁门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没有道德”、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时，这起了反作用。《纽约时报》头条中说：“很多人认为杜鲁门在破坏史蒂文森当选总统的机会。”

尽管杜鲁门从赫伯特·胡佛身上发现前总统对新总统是多么有作用，但他似乎没发现自己正阻止自己起这样的作用。即使是他和艾森豪威尔仅有的那点友谊也很难在选战中留存。艾森豪威尔是位相当自信的领导，似乎从来没感觉到向杜鲁门求助的必要；1952年竞选中的伤痕几乎让仅有的友情消失殆尽。艾森豪威尔曾经的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后来对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艾森豪威尔说：“他几乎不懂政治。他不了解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反对一个人有何区别。”艾森豪威尔从选战中越来越怀疑杜鲁门的荣誉、领导能力和地位。

最后，杜鲁门几乎无能为力了，他改变不了最终的选举结果。艾森豪威尔赢得了48个州中的39个州，包括史蒂文森和杜鲁门的老家，多得了600万张选票，这也是总统候选人截至那时所获得的最高的选票，与此同时，他还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史蒂文森在早上1点30分宣布退出；在发表了简单的演讲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他宾馆的套房，倒在了床上。然而，在睡觉前，他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前国会议员、艾森豪威尔后来任命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卢斯找到艾森豪威尔。“我知道您很累了，”她说，“但您还得做一件事。”他很听话地走到电话旁，打了个电话给赫伯特·胡佛，那个24年前赢得总统大选的上一位共和党人。

1952年大选后，埃瓦尔德注意到，哪怕是向艾克提及杜鲁门的名字“都会让他牙关紧咬面露愠色”。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摔跤教练曾教过他，任何时候离开角力台时都要面带微笑，但“艾森豪威尔满不在乎的态度是一种严格的自律。这种态度有一定影响，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丑陋的交接

“祝贺您取得大胜，”杜鲁门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1954年的预算必须在1月15日之前提交给国会……您应该派代表立即和预算主管见面。”杜鲁门对处理20年间两党首次权力移交有着很清楚的认识。但这恰恰不是艾森豪威尔所认同的。

当另一封电报邀请他去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和玛米还有他们的儿媳以及三个孙子孙女刚迁入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边鲍比·琼斯的小别墅。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时没能做好准备，但他相信他和继任者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基础。因此，他还催促艾森豪威尔派他的最高顾问们和他们在主要部门的同行们见面，并且他还要求各层人员给予全力配合。

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立即声明，艾森豪威尔在就职之前“没有任何权力”。至于杜鲁门的盛情，他们认为只需稍微应付下就行了。杜鲁门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艾克和他的顾问们担心这是某种圈套。”他知道，即将离任的总统是帮助继任者解决难题的最适合人选。他在艾森豪威尔就职那晚对记者说：“我本可以帮他解决他一年内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但那不是他的目的。“我很害怕艾克的顾问团会让他相信他正在和一个企图让他难堪的人打交道。那不是真的。我想做的只是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没能实现。”

那并非完全是真的，但已相当接近真实情况了。当艾森豪威尔在11月18日下午两点前抵达白宫时，他和杜鲁门的会议带来的只有刻薄态度，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4次，恰如第一次时的杰弗逊和亚当斯一样。第二次和第三次这样的会议发生在胡佛和罗斯福之间，气氛相当不好。对于杜鲁门和艾克而言，这次会议是自艾森豪威尔6月归国后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和当年的罗斯福一样，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求会议是“非正式和个人之间”的会议，没有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

这是艾森豪威尔自大选以来第一次回到首都；当他的车队从机场驶到白宫时，50万群众在路边夹道欢迎；杜鲁门甚至还让他的政府员工休息以观看他的继任者进城。

“大家早上好！”艾森豪威尔很愉快地和记者以及收拾大厅的白宫工作人员打招呼。他和杜鲁门先在椭圆形办公室私下里见了面。杜鲁门立刻断定，认为艾克“有种挑战的态度”。杜鲁门表示，他愿意把赠送给他政府的大量拉丁美洲解放者的照片留下。“但我却被草草告知，最好把那些照片带走——那些国家的政府毫无疑问会给新总统送上同样的照片。”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1945年送给他的地球仪还了回去。“他并不很和蔼地拿了回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约两周后，想缓解那尴尬的气氛。他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我刚注意到您附在那座地球仪上的铭牌。我想起来我还没有感谢您将它送回给我的好意。对这种友好姿态，我非常感谢。”）

他们讨论了朝鲜战争，在外交政策延续性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杜鲁门还想让艾森豪威尔为将来的事做好准备——让他能做好总统工作并获得成功。杜鲁门建议他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作为秘书，这个人“能够十次中有九次拒绝别人而不让别人生气”。他还需要一位精明的新闻发言人协调记者工作。然后，他们去了内阁会议室，在那里，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向艾森豪威尔做了工作汇报并回答了问题。

会后，杜鲁门认定，艾森豪威尔会对将来的考验猛然清醒；他“会被总统不得不面对的众多问题和决定感到敬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也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脸色在我们的会议中一直很严峻了”。

艾克没有这样的反应：他说，会议“没能增进我的了解，也没对我的计划有丝毫影响”。

看到两人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艾奇逊对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艾森豪威尔那随和的魅力再也无处可寻。艾奇逊注意到：“和我们在一起，他似乎局促不安也不情愿——非常谨慎、克制和沉默寡言。内阁会议桌上，他坐在总统对面的椅子里，把弄着自己的眼镜，偶尔记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艾克离开之前，杜鲁门递给他三册关于在共产主义全面进攻朝鲜、南斯拉夫或伊朗时美国要采取的安全政策和秘密计划。在和他的下属谈话时，杜鲁门想象着等待他的继任者的将会是什么情况。“他会坐在那里，会说，‘这样做，那样做’，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现在和在军队里完全不一样了。他会变得很沮丧的。”

杜鲁门想象着一旦白宫的重任降临到艾森豪威尔的肩上时，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总统就职日临近时他对记者说：“这个家伙，他不懂政治，就好像猪不知道星期天是什么一样。”

离就职日越近，杜鲁门就越开心。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华盛顿邮报》说：“你可能感觉不到是艾森豪威尔赢得了选举。”因为从杜鲁门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似乎没有受到竞选的阴影干扰，没有受到即将离任的事实干扰，也没有因不确定的未来而受到影响。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们，比如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会说，“从他离任的风度看，杜鲁门先生确实像位总统，很清楚总统的重任，也适合做总统。”但是他的另一位批评者——那位即将取代他位置的人——不愿这么看待他。

拒戴大礼帽

总统就职日是民主的盛宴，庆祝党派斗争后的自豪感、爱国主义与和平。但那些早晨，也经常狂风大起，在白宫内部往往也如此。1953年，这年的总统就职日或许可以算是20世纪最充满仇恨的就职日。艾克提醒他的助手说，“我将绝不会和他一起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将在国会的台阶上与他碰面。”

那几乎就是后来所发生的。

第一次冲突是关于衣着。传统要求当选总统应该戴一顶大礼帽，穿一件常礼服。记者罗伯特·尼克松回忆说：“有这种事情时，大家会到裁缝店租一套礼服并配上领结。”但艾森豪威尔拒绝戴大礼帽，而偏爱小礼帽——并且没和他的前任交换意见。杜鲁门和蔼地迁就了他。他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不想卷进任何帽子争端中。”但他后来写道，他感觉就职场合应该穿更正式的服装。（郑重声明：艾克8年后在肯尼迪的就职日穿了件晨礼服。）

艾森豪威尔想要让庆祝“简单而又庄严”，但恰如那时代的特点一样，仪式充满了压抑的欢乐和对变革的呼声，结果那次仪式成为了首都在多年里见证过的最盛大、最昂贵和最华丽的仪式之一。那是个很美好的晴天，约75万人排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有些人甚至用硬纸板做的潜望镜透过人群观看仪式。

根据风俗，新总统到白宫接他的前任，并和他一起驱车前往国会山。但艾森豪威尔发话说，他想让杜鲁门到斯塔特勒酒店接他。杜鲁门回忆说：“嗬，我才不会去呢。”贝丝·杜鲁门已经为艾森豪威尔一家准备了午宴。“当我们的邀请被拒绝，风俗被无视时，我们感到很失望。”艾森豪威尔只是留足了去国会山的时间——甚至他都没走下车迎接杜鲁门。艾克可能是位不会宽恕别人的敌人——这尤其显示出他作为胜利者的无礼。只是当杜鲁门一家出现时，艾森豪威尔才从车里出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这是个震撼的时刻，杜鲁门很有风度，他只是被冷落了。他用他的行动展示了自己的优势。”

因此，前往仪式的路上也很冷清。杜鲁门回忆说：“有趣的是，有一件事，那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微笑让他显得阳光而又和蔼，这曾为他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终生名誉。而我们那些很了解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很阴沉、易怒而且还很难相处。”

当他们到达国会山时，他们走到警卫官那里等待召唤上台。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转身问杜鲁门：“我儿子约翰被命令从朝鲜回到华盛顿，我不知道谁得为这件事负责？我不知道是谁在想让我难堪？”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命令您的儿子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总统认为，让您的儿子见证他的父亲成为总统，这很合适而恰当。如果您认为有人试图用这个命令让您难堪的话，那么我作为总统对此承担全责。”杜鲁门回答道。

如果你从3天后艾森豪威尔写给杜鲁门的信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感谢杜鲁门很周到地让约翰回国参加就职典礼。他感谢杜鲁门“对我的所有礼遇”，感谢他对顺利过渡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而且“对个人而言，我特别想感谢您的体贴，命令我儿子从朝鲜回国参加我的就职典礼，更感谢您没让他和我知道您曾这么做”。杜鲁门亲手回了信：“很高兴能尽我所能实现从我的政府到您的政府的有序过渡。如果您不问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提及关于您儿子那件事。”

或许这些信只是政治家们之间敷衍的姿态；或许他们之间有过暂时休战。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件事成了两人间另一导火线。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说：“艾森豪威尔不喜欢那么做。他感觉杜鲁门在干涉他的私生活，干涉他的家庭生活。况且，杜鲁门是从战争中让他的儿子回国。他认为他的儿子应该留在那里战斗……不管怎样，他不想让他的儿子回到华盛顿只是为了见证他父亲就职总统。”

“杜鲁门当然是目瞪口呆，”尼克松继续说，“这件事上，出于自己的好意以及对家庭的真挚感情，他做了他自己认为的一件好事。不管什么原因，这成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另一道障碍。一个想和蔼、体贴和友好；而另一个则对此非常怨恨。”

这有点太残酷了，以至于杜鲁门不知道，在仪式结束后，他和贝丝是否得走着去火车站。但白宫提供了车辆，在联合车站等着为他送行的人多得连让他走上自己的火车都很困难。“请为总统让下路！”广播里叫着。人们欢呼并唱着“友谊天长地久”。杜鲁门说：“在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形。如果我活到100岁的话，我将对此永难忘怀，那就是我想要做的。”

他是一位有远大理想，但却无太多计划和金钱的人。他已经拒绝了许多能赚钱的机会，因为他不想用推销自己的方式贬低总统这一职位。但他有榜样在前。

“我想赫伯特·胡佛对待自己的方式就很完美。”

卸任后的杜鲁门

1953年6月，杜鲁门一家第一次重返华盛顿，记者问他是否会拜访艾森豪威尔。“不会，”杜鲁门轻描淡写地说，“他太忙了，他可不会接见任何进城的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当在县集市上被问及为何他卸任总统后的言论都那么淡然时，他微笑着说：“如果我们指出共和党人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弥补，而我们就没机会了。”

此外，他的生活也很愉快。杜鲁门退休后得以休养、旅行，并在旅途中思考；他在伦敦拜访了丘吉尔，从牛津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受到了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接见，还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弹了莫扎特的钢琴。

但时间久了，白宫的沉默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从未致电杜鲁门寻求建议或要求拜访；事实上，他似乎是决意消除杜鲁门曾在白宫留下的所有标志。杜鲁门的肖像画从公共房间被挪走，还有他的钢琴，以及他最喜欢的枝形吊灯；杜鲁门密苏里州的朋友建的保龄球馆也被撤走。弗莱彻·奈贝尔在《形象》杂志中写道，这种斗争“绝不是白热化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生气的感情，而是对我们时代的真正的积怨”。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1953年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当总统访问堪萨斯城时，关于艾森豪威尔是否无视一通杜鲁门打来的电话就引起了人们激怒。艾克当时下榻在米勒巴赫饭店，而杜鲁门经常在那里和朋友们一起午餐。据杜鲁门所说，他打电话给饭店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我被很草率地告知，总统的日程全排满了，不可能有拜访机会的。”

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助手说杜鲁门从未打过什么电话；而另一些人则责怪宾馆接线员，据称，当杜鲁门表明自己身份时，他回答说，“您要是杜鲁门的话，那我就是尤里乌斯·凯撒了。”艾克的朋友乔治·阿伦回忆，艾森豪威尔命令特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件事仍然很敏感。理查德·尼克松对爱德华·福利亚德说：“哦，那就错了。总统应该回电话给杜鲁门向他道歉，那这件事也就结了。”而艾森豪威尔呢，多年后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仍然坚信是杜鲁门编造了整个事情。他对自己的助手威廉·埃瓦尔德说：“他天生就是个骗子。”

但事情还不止那个电话。两个月内，另一次更严重的攻击出现了，这次是由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尼尔发起的。他启动了一项调查，调查杜鲁门是否明知故犯提拔了一位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苏联间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的助手克莱顿·弗里奇说：“赫伯特·布朗尼尔将杜鲁门先生描述成叛国者，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章节之一。” 弗里奇说，艾森豪威尔肯定给过许可，因为“既然通告全国华盛顿充满了共产主义者和面临安全风险，那么他们就得找出一些来”。

事情变得如此失控，以至于杜鲁门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他拒绝了，理由是这项指控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传讯会削弱三权分立的信条。相反，他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讲捍卫自己，称这是服务于“政治把戏”的“可耻的煽动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摊牌奠定了一种基调，并留下了可循的判例。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显著增强了；前总统的权力也随之增强。杜鲁门是第一位为前总统要求行政特权的人；宪法专家对此进行了辩论，而公众则站在他一边。他从未出席传讯，调查也就此终止。几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得感谢杜鲁门所奠定的这种基调。

这种情况在艾森豪威尔整个总统任期中都存在。1955年，当靠拿微薄的军人抚恤金度日的杜鲁门发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还杜鲁门人情，要知道当年杜鲁门曾为艾森豪威尔减过税。杜鲁门不得不将稿酬的三分之二缴纳版税。1956年，艾克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连任时，杜鲁门写了另外一封他从未寄出去的信，上面写着“祝您好运，希望诚实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能拯救您于灾难之中”。在他的私人作品中，他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我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崇拜者。我确定他有一些崇拜者，或许还很多，尽管用我一生我都说不清所以然。”他说，士兵就是不适合当总统，他们太分等级，太脱离民间疾苦。

但是他最大的异议看起来是出于被拒绝。他辩称，总统应该将自己建立在他们前任的成功之上，“而不是仅因为他们是前总统……属于不同的政党，就抛弃他们。”然后他提出了总统俱乐部会员的基本挑战，在那里，公共和私人的需求相互冲突。

杜鲁门承认：“多数总统似乎不想和前总统说话。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我知道这很正常。新总统想有自己做总统的方式，不想让前总统在周围试图给予建议。总统在当选后想自己处理事情，这真的很正常……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总统打算积极抹黑前总统的政策。而那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任后所做的。”

艾森豪威尔小气到充满敌意的程度。1957年，白宫下令不让赫伯特·胡佛参加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献辞。罗斯福的新闻发言人和后来的广播顾问伦纳德·芮恩施被任命来组织显要人物参加献辞仪式。他告诉胡佛他能出席真是太好了。胡佛没顾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他的要求回复说：“我才不会错过这个仪式呢。”。艾森豪威尔只给杜鲁门寄了封“祝贺”信，由总务总管读出。芮恩施说，那封信实在太冷漠了，“你几乎能在炎热的7月天看到上面结着冰。”

《芝加哥每日新闻》总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曾经慷慨的保护人仍然还怀有强烈的厌恶之情。如果要想更尖刻地表达他自己的冷漠的话，他只有派总务管理局夜间看大门的人去参加图书馆的仪式了。”

与此同时，杜鲁门在20世纪50年代的选战中也继续抨击艾克和他的内政——但他也在总统俱乐部的原则性事件上借机会为总统辩护。1958年经济衰退时，艾森豪威尔被抨击利用政府公家飞机送玛米去亚利桑那州的伊丽莎白·雅顿度假胜地。而曾因用飞机探望他濒死的母亲而受批评的杜鲁门为其辩护道：“只要总统认为对他的家庭有好处，他都应该那么做，而不应受到那么多人批评。我不希望通过攻击他的家庭来攻击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杜鲁门一直公开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不管是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黎巴嫩，还是宣誓保卫台湾海峡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他说，他希望“那些试图破坏和平世界的人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全体一致支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因为这种姿态，杜鲁门和他自己的前国务卿意见不一致。迪安·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说，“请不要沉溺于那些我们国家正确与否的话题”，因为“这样的话，福斯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克的国务卿）就能永远对我们口诛笔伐”。

还有一次，艾奇逊质疑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必须……接受总统对局势的判断，因为只有总统掌握所有事实”。但那时，杜鲁门是在和一位勇于承担责任，很了解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的人说话。让那些闭门造车的批评家在不了解情况时就那么说吧；总统知道有些事情只能总统知道，因此，杜鲁门，尽管他和艾森豪威尔有很多过节，仍然给予对方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做无罪推定的权利。

那之后，艾森豪威尔一方也有缓和的迹象；1958年，他邀请杜鲁门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白宫午餐，第二年还邀请他参加北约周年庆祝仪式。而因行程冲突，杜鲁门都没能出席。他们的重聚还得再等下去，等到一个既有讽刺意味而又有历史性的时刻。

朋友的葬礼

1959年10月，两位总统在6年内首次重聚，地点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为乔治·马歇尔举行葬礼。当艾森豪威尔抵达时，杜鲁门已经坐在教堂的长凳上了。艾森豪威尔坐到他的旁边。

“您好，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说，并伸出了他的手。

“总统先生，您好！”杜鲁门回答道。仪式结束后，当棺材被抬起时，两人肩并肩站着；艾森豪威尔向他的前总司令敬礼——杜鲁门回礼。然后，他们从不同的门离去。

一年后，艾森豪威尔准备好移交椭圆形办公室的钥匙，回归平民生活。那种调整比他大多数的前任们都复杂得多。自他上次迈入服装店或理发店大门已经有几十年了；据史蒂芬·安布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艾克从未在高速公路收费站付过费，他也不记得如何去打字，调电视或做橙汁。他甚至需要有人教他如何打电话。而且，他还要修补一些关系。

1961年，当约翰·F·肯尼迪做总统时，杜鲁门已经恢复了自己作为令人敬重的老政治家的地位。那年11月，他拜访了年轻的总统，并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借机抨击了艾森豪威尔的“错误的和不明智的政策”。当被问及组建“前总统三头政治”的可能性时，杜鲁门微笑着坦承他和胡佛已经开启了总统俱乐部。“他是俱乐部主席，我是秘书。另一个家伙（艾森豪威尔）还没被纳为会员。”

杜鲁门白宫访问后的第8天，历史学家史蒂夫·尼尔回忆，“艾克申请成为会员。”他正在阿比林市设计自己的图书馆，想看看杜鲁门是如何建自己图书馆的。他已经在准备前往堪萨斯市，为战争纪念碑献辞，那样的话，恰好能在独立市停留一下。

杜鲁门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到他图书馆的私人办公室拜访。杜鲁门说：“我想和他聊聊。”

“进来，进来！”他欢迎艾森豪威尔道。两位总统私下里聊了约15分钟才启程。他是否应该签访客留言簿？艾森豪威尔问杜鲁门。

“一定得签啊，”杜鲁门开着玩笑说，“那样的话，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们就知道要找谁了。”

他们一起研究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复制品，甚至在桌上重新改制了小配件。艾克最终送回了那只地球仪。这只地球仪已经在两人之间翻来覆去三次了。艾森豪威尔注意到他的肖像画被放在荣誉处，就在入口的右侧；杜鲁门的肖像画则在左侧。杜鲁门笑着说：“你认识那个家伙。”他说，肖像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堪萨斯州参议员哈里·达比送给图书馆的。

“但您把它放在了优先的一侧。”艾森豪威尔说。

“是的，将军。”杜鲁门说，“我把它放在了那里。”

杜鲁门还指了指那本签了名的《欧洲十字军》；杜鲁门的助手鲁弗斯·布鲁斯说，艾森豪威尔读了他在上面的题词，脸红了。艾森豪威尔在拜访后对他说他真希望自己能早点来：“艾森豪威尔说他会对自己的图书馆做些修改，因为他更喜欢这里的布置。”

《纽约时报》宣告：“大家都很清楚了，艾森豪威尔先生已经被吸纳为‘前总统’俱乐部会员。”

大约一周后，他们那一代的巨人之一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去世，享年79岁。在德克萨斯州的葬礼上，肯尼迪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杜鲁门总统和约翰逊副总统都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博纳姆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杜鲁门回忆说：“您知道，我们图书馆见面之前的那次见面也是在葬礼上，它让我们不那么尴尬地再次在葬礼上相遇了。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那么做。”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一起乘飞机飞了一程。他和杜鲁门在坟墓边聊了一会。

一年后，他们在海德公园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葬礼上再次相遇。但是，正是1963年11月约翰·F·肯尼迪遭暗杀后的那次相遇让他们之间所有的过节都突然间变得再也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