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谈到，红山、大汶口、良渚、石家河，这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多年几乎同时衰落。接续它们的，却是一些不如这些文化的地方文化。

然而，在那个时候，在黄河沿岸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显示出稳定发展的潜力：从今天关中地带的半坡文化开始，此后一直延伸到今天郑州附近，沿着黄河中游向两岸扩展。究其原因，还得归结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系列的区域文化，都显示采集和狩猎逐渐减弱，社会稳步走向农业文明的特征。

相对于渤海外围传统中的五帝集团，黄河边上出现的这一个新石器农业文化并没有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大汶口文化精致的陶器，也没有巨大的公共建筑和墓葬。这些黄河边上的农人，老老实实地耕种土地，取得足够维生的资源；他们聚族而居，发展为一连串的村落。在沿海区域文化衰落的时候，稳定的黄河地带却是一枝独秀。

从衰落地区外移的人口中，有不少迁徙到了黄河与长江边上，即今天的河南、安徽、湖北等处。例如，“祝融八姓”是一个崇拜高天的族群，与渤海周边的五帝系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他们迁移到豫、皖一带，其中的芈姓更南下进入汉水流域，结合原来石家河文化故地的“群蛮”，成为后世楚国的前身。

这个黄河边上的地带在地理学上被称为黄土台塬，累积了千万年来由黄河搬运过来的黄土，土壤深度从数百尺到数十尺不等。但是由于黄土细如粉末，堆积的黄土中有许多细孔，犹如毛细管，可以将地下深处的水分不断吸引到接近地表处，以支撑植物的成长。于是，虽然一样是受到气候寒暖的影响，但黄土高原上的农作物不会真正缺水。在后世，黄河泛滥或是干枯都会造成灾害，是因为人力糟蹋自然环境，毁坏了保持水土的植被。那时，黄土台塬虽然也要承受季节性的泛滥，然而黄土本身犹如海绵，很快就能将过多的水分储蓄在土层下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灾害。在这种天然条件下，人付出一份劳力，就会有一份收获。这一系列的文化，并没有将它的资源浪费在耗时费工的玉件和精美陶器的制作上，也没有劳役大批的人力来建筑土山和大型墓葬；他们的资源只是不断地循环使用，保持稳定的成长。

当渤海外围的许多族群，包括炎黄系统的农耕者和太昊、少昊、颛顼那些崇拜高天的族群，也因为渤海冲积平原气候转变而发生人口外移时，他们首先遭遇到的，就是黄河中游这一大群农人。各处移入的族群带来老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丰富了新居地区的文化内容。于是，在黄河中游的文化，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的成分，它们都融入“中原”。

在尧、舜、禹的传说时代，也就是所谓禅让的时代，正是那些大型文化衰败的时候，族群的霸权从渤海周围转移到黄河三角洲的顶端。据说尧和舜的活动地点就在今天的山西、河南的角落上；而禹所代表的夏代，到今天还留下一个地名—“夏县”。现代考古学刚刚开始时，徐旭生先生为了追寻夏代的所在，也不断地在豫、晋东面交接处大范围地寻找。在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属于复杂共同体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复杂，包括冶铸青铜的遗存和相当数量的小麦残迹。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它出土了冶铸青铜的炼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麦类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这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个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开始到商、周，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个地区作为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意识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被和平地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禹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被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的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太稳定—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做领袖。从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来看，这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起来，其力量会超过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袖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会盟，甚至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禹所建立的夏后氏，也并非持续不断地执掌霸权，中间也曾经被后羿取代，要等到少康中兴，夏后氏的霸权才稳固下来。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将近二百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

七八百年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玄鸟生商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在不同的传说中，例如《易经》和《楚辞·天问》，都曾经提起过，商代祖先在渤海冲积平原上曾与放牧为生的有易氏有过密切的来往。商人的崛起，是不是也缘于渤海平原受到天气寒冷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向中原扩张？

关于商代的前半段历史，我们也只能从传说和考古材料中获得一点模糊的知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拥有战车和马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复杂的组织，足以统治广大的地区。在商代的后半段，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安阳。因为殷墟的考古工作，我们掌握了相当清楚的知识，能够重建商王国的情形。

在搬到安阳以前，他们曾经数次迁都。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频繁迁都，有人以为是躲避洪水的泛滥，也有人以为是战争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的，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的关中，间接联系到西去中亚的通道。在考古发现上，不少地方都有与商代同时而具有商文化特色的据点：北到河北的藁城，南到湖北江陵的盘龙城，都有商人的据点；在东南方面，江西新赣大洋洲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这几个遗址，大概代表了商人在各地扩张的力量所及。在西边的关中，商人的力量足够掌握华山之下的通道，由“崇侯”负责据守。后来替代商的西周，也长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甚至于接受了商王的领导地位。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商王国并不是直接治理各地。首都被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有许多子姓的王族，即所谓“多子族”，他们拱卫都邑。有的王后自己也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这种安置，其实和草原上游牧民族—例如蒙古的“斡耳朵”—相当类似。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负责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

这一个同心圆的布局，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模式，即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商代的一些友邦中，有些在远处遥奉商人的号令。董作宾先生根据商人卜辞资料，重建了商王远征人方的事迹：人方地处今天徐、淮一带，商王曾经率领军队在人方巡视，行程中间没有发生战争，商王处处得到招待—这就是以武力确立自己的霸权。至于鬼方，则经常和商人对抗，鬼方可能是在今天的山西境内。商人抵抗鬼方，每次动员武力，常常以五千人为单位，不断增兵，可见战争规模不算小。远在关中的西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奉商人号令的小国，称商人为“大邦”，足见商王国力量的强大。

从殷商后期首都安阳的遗址中，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记载。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系统。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中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后来，西周的力量强大到足够威胁商人。最后，西周集合了商人北面、西面以及西南面的一些部族，形成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终于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之所以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地区。他们原本务农，但在天气寒冷时期，也曾经依靠牧养为生。后来，他们又沿泾水南迁“周原”—后世称为关中的黄土高原地区。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发展为中原以西的一个盛国。周人事商为“大邑商”，自居商王国的附从。西周经过三代的经营，逐渐发展，才具备有挑战商王国的力量，并终于取得中原的主权。在牧野之战后，周人开始考虑建都的地方，除了“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周人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

于是，周人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的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宜侯夨簋铭文和《左传》关于分封唐叔于晋的记载，每一个封君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和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当地土著居住在城外，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则居住在城里，虽然人群分成两种类型，两者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例如，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自己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分封于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是：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公儿子伯禽分封鲁国，那是奄人的居地。鲁国就有鲁国的“社”，与“奄社”并存。孔子的祖先来自商王国旧地的宋国，迁徙鲁地，所以他就自居为处于“两社之间”。

周封建的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稍加区别。因此，周人的封建系统等于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周王号令所及的疆域，又大于商代。西边有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诸侯；另有一些原居族群及陆续从外面渗透进周土的族群。后者颇有自称王号的小国。东方的中原分别分封姬姓和姜姓子弟以建国，在各自的封疆之内，已如前述，为多族群的混合体。

随后，周人又从中原向东扩展，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事业。姬姓重臣召公一族，则自此北上，追赶退回渤海故地的商人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地处边缘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前已述及。考古发现的燕国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土著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封国，成串安置在中原的南方前哨。他们分别与当地土著混合，这种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在考古遗址中也经常有所反映。这些地区里，“祝融八姓”的后裔散据各处。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芈姓与今日湖北北部的百蛮联合起来，创建楚国，它在日后成为了南方的大国，面对中原，楚文化俨然是南方文化的主流。

东方的齐国地大人众，面对沿海一带的古老族群—夷人，既需安抚，又要防范，不是易事。根据《荀子》和其他先秦古籍记载，到了距今三千年周穆王在位时期，东方的徐王偃居然还能号召二十六“国”，自己称王，挑战周王权威。徐人的这一地区，大约就是前文曾经提过的商代的“人方”，那些族群即是古代环渤海周围的古文化的后裔。

周人以齐国和王室的力量平服了徐国。徐、舒族群遂逐渐分散，迁移到淮水、长江各地。据费孝通和潘光旦的研究，后世带“余”部的姓氏所分迁之处，有诸如徐、舒、畲、畬甚至涂、嵞之名，均可能是那些海滨族群的后代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留下的。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于是，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致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融合，多有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