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便是人类活动对所处环境所做出的改变——人们的心灵引导身体做出各种行为，其结果便是我们的文化。心灵启迪我们的工作，同时指引并辅助身体的成长。最终，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人类的表达方式都打上了心灵决断的标记。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一味强调心灵的重要性是可取的。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健康的身体必不可少。因此，心灵所要做的其实是控制环境，保护身体免于病痛、疾患、死亡、伤害、事故和功能损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化出喜悦与痛苦的能力、想象力以及辨别环境优劣的判断力。

感觉训练身体对每种情形做出特定的反应。幻想和辨识都是预见未来的方法，却又不仅限于此。它们激发出恰当的感觉，以使身体做出反应。通过这种方式，借助于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描绘和设定的努力的目标，个体的感受得以成型。尽管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身体，人们却并不依赖于感受——人们总是首先依赖于他们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个体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影响他们行为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更多的协助，态度本身并不会导致行动。要引发行动，还需要感受来进一步强化动机。在个体心理学的观点中有一个新的发现，即我们观察到感受从不会与生活方式相悖。感受总会自我调节到与目标相适应。这使得我们超越了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感受的起源并不能被化学原理所解释，也不能被化学实验所预知。在个体心理学中，必须以生理过程为先决条件，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目标。例如，对于焦虑，我们更关心它的目的与目标，而非它作用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所产生的影响。

以此推断，焦虑既不会因为性压抑而生，也不会是可怕的出生经历的后遗症。这些解释都太离谱了。我们知道，习惯了父母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有可能发现，只要表现出焦虑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父母，至于焦虑从何而来则并不重要。同样，我们也不满足于对愤怒的生理性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愤怒事实上是一种用于控制某个人或某种情形的工具。虽然我们承认自己所有的生理和精神特征都来自遗传，但必定要将注意力引向如何利用这种遗传来努力达成确定的目标。看起来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正确方法。

在所有的个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依据实现其个人目标的基本需要，感受的成长发展有着特定的方向，并能最终达到相应的程度。他们的焦虑或勇气，快乐或悲伤，总是与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它们的相关力量和优势表现恰恰符合我们的期望。利用悲哀来达成其优越感目标的人不会对他的成就感到满意或欢欣鼓舞。他们只有在悲伤之中才能快乐！我们还注意到，感受可以随意愿而出现或消失。广场恐惧症患者在家里或支配他人时就不再有焦虑的感觉。每个精神病患者都会避开生活中那些他们觉得无法掌控的部分。

情感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固定不变。比如说，除了面对更弱小者时的傲慢或有所依恃时的勇气之外，懦夫始终是懦夫。他们可能要加上三道门锁，养一群看门狗，装上防盗警报器，却仍然坚称自己像狮子一样勇敢无畏。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焦虑感，但是，在不厌其烦的自我保护之中，他们个性中的怯懦却早已表露无遗。

在性与爱的方面也有类似的证据。当个体的脑海中有了一个性对象时，有关性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通过专注于他们的性对象，人们尽力排除一切与之冲突的偏好和矛盾的兴趣，唯有这样，才能唤起恰当的感受和功能。如果这些感受和功能出现缺失，其具体表现可能是阳痿、早泄、性异常和性冷淡，很明显，这时他已经不愿再抛开那些不恰当的偏好与兴趣了。这类异常出现的根源通常都在于错误的优越感、目标和生活方式。我们总是能在这类病例中发现，患者无一例外地期望着获得同伴的给予，却很少付出，他们缺少社会情感，也缺乏勇气和乐观精神。

我的一名病人在家中排行老二，他深受无法摆脱的罪恶感的困扰。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极其重视诚实这种品质。然而，在他七岁那年，他告诉学校老师，自己独立完成了一份家庭作业，可事实上，这份作业是哥哥帮他做的。这个男孩将他的罪恶感隐藏了三年。最后，他去见老师，坦承了这个糟糕的谎言。可老师只是付之一笑。接下来，他又哭泣着找到父亲，作了第二次坦白。这次他更成功一些，父亲为儿子的诚实而感到骄傲，夸奖并安慰了他。但尽管父亲原谅了他，男孩还是非常沮丧。至此，我们很难回避以下的结论：这位男孩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过失而如此严厉地自责，其实是想要证明自己高度的诚实与严谨。家庭中高尚的道德氛围使他期望在诚实方面有卓越的表现。面对哥哥在学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他感到自卑，因此努力尝试另辟蹊径来争取优越感。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还经历了各种其他形式的自我谴责。他开始手淫，而且从未在学习期间根除欺骗行为。每当考试之前，他的负罪感就会进一步加重。渐渐地，他遇到越来越多此类困难。出于过分敏感的道德心，他的心理负担比哥哥重得多。于是，每当无法企及哥哥所取得的成绩时，自我谴责就成为了他自我开脱的借口。大学毕业后，他原本打算找份技术工作，但强迫性的负罪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不得不整天地向上帝祷告祈求宽恕。自然，他也就没有时间去找工作了。

到后来，他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不得不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人们认为他已经无可救药了。但一段时间之后，病情有了起色，在做出了一旦反复就能够再次入院的承诺之后，他离开了医院。他改行学习艺术史。当考试再次来临之前，他在一个公共假日里跑到教堂，扑倒在众人面前哭喊：“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就这样，他再次成功地让大家注意到了他敏感的良心。

在医院又度过一段日子之后，他回到了家中。一天，他赤裸着下楼吃午饭。他身材健美，在这一点上，是足以与他的兄弟或其他人一较短长的。

这名病人的负罪感是表现他比别人诚实的工具，这就是他努力获取优越感的方式。但他的挣扎却指向了生活中无用的那一面。对于考试和工作的逃避证明了他的怯懦和高度的能力不足。而他的整个精神病征则都是在刻意逃避所有他害怕失败的活动。在教堂里的自我贬低也好，耸人听闻地走进餐厅也好，显然都是在以同样拙劣的方式来赢取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样的行为，而他产生的感受完全与其目标相符合。

另一个证据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表明心灵对于身体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大众更为熟悉的现象，导致的是短暂而非永久性的生理状况。这个事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种情绪都有其相应的身体表现。个人会以某种可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或许是在姿势和态度中，或许是挂在脸上，或许隐藏在四肢的颤抖之中。类似的变化也能在器官本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说，人们突然脸红或是变得面色苍白，这就意味着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悲伤和任何其他情绪都在我们的“肢体语言”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肢体语言。

一个人在害怕时会发抖，而另一个人可能发根倒立，第三个人则心悸不已。还有其他人可能出汗、窒息、声音嘶哑，或是畏缩后退。有时人体的平衡也会受到影响，可能没有食欲或是呕吐。对于某些人，这些情绪影响到的可能是膀胱；而对另一些人，受影响的却是性器官。许多儿童在考试时会有受到性刺激的感觉，而大家都知道，许多罪犯在实施罪行之后都会跑去妓院或他们的情人那里。在科学领域里，我们发现，有的心理学家宣称性与焦虑不可分割，而有的却声称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主观意见。因此才会有人能看到两者的联系，有人却完全看不到。

所有这些反应都来自不同类型的个体。研究可能会发现这些反应又多少与遗传有关。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某些身体反应能够提示我们找到他们的弱点和癖好。在同样的情境下，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很可能表现出非常近似的身体反应。然而，在这之中最有趣的，是观察心灵如何通过情绪来触发身体状况。

情绪和人们的身体表达会告诉我们，心灵在判断利弊之后是如何行动并做出反应的。比如说，在发脾气时，个体希望尽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他们来说，看起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击、指责或攻击另一个人。接下来就轮到愤怒去影响身体器官，调动它们行动或是让它们紧张起来。有的人生气时会胃疼或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循环骤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可能引起头疼。在偏头痛或是习惯性头痛的人身上，我们通常都能发现压抑的愤怒或耻辱感。而对有的人来说，生气则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或癫痫发作。

情绪对身体产生影响的方式还没有被弄清楚，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彻底了解它。心理紧张同时对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发生作用。当出现紧张时，自主神经系统会自动做出反应。人们会猛拍桌子、咬嘴唇或撕纸片。如果他们感到紧张，似乎就会不由自主地做出某些动作。啃铅笔或自己的指甲为他们缓解紧张感提供了一个渠道。这些行为告诉我们，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情况的威胁。同样的道理，当他们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就会脸红，开始发抖，甚至抽搐——这些全都是由焦虑和紧张所引起的。通过非自主神经系统，紧张感传遍了全身。就这样，任何一种情绪都会引发整个身体的紧张。但紧张的表现也并不总是像上面提到的例子那样明显，我们在这里只是列举出那些能够明确显示出与神经紧张有所关联的身体症状。

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入，就应该能够发现，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与一种情绪表达相关，而这种身体表达就是心灵与身体相互影响的结果。既然心灵与身体是我们同样关注的一个整体中的两部分，那么观察心灵之于身体和身体之于心灵的交互影响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些证据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情绪倾向都会对身体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如果能够确定儿童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很早就会定型，那么只要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就应当能够判断出他们未来的身体表达方式。勇敢者的心理态度将直接表现在他们的体格上。他们的身体会与别人不同，肌肉更加发达，举止更加端方。姿态很有可能是影响身体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健美的肌肉。勇敢者的面部表情也是不一样的，到最后，所有的外在身体特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连头骨的形状都会改变。

如今已经很难否认心灵对大脑运作的影响了。病理学的若干病例已经证明，对于那些因为左脑受伤而失去读写能力的患者，只要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就能重新获得这项功能。通常情况下，这发生在中风患者或受损部分的大脑无法恢复的患者身上。其他部分的大脑替补上来，并将身体器官的功能再次载入存档。在帮助证明个体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实用性时，这个例子尤为重要。如果心灵可以对大脑施加这样大的影响，如果大脑也不过只是心灵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但也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能找到发展和改进这种工具的方法。人们再也不必终身受制于个体天生的脑力：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的大脑，使其更加适应生活的需要。

然而，一颗选错了生命目标的心灵——例如，没有培养出合作能力——将无法成功地为大脑提供有益的影响，帮助其发展。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发现，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儿童在后来的人生中也无法完全发展他的智力或理解能力。既然成年人的言行举止能够揭示出在他生命头四五年里所构建生活方式的影响，既然他们所勾勒的世界观和生命意义所导致的结果全都一览无余，我们就能够从中找出困扰他们合作的障碍，并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奠定了走向这门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