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者都已经指出，在心灵表达和身体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定的关联。然而，看上去还没有人试图探究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或连接的桥梁。比如克雷奇默尔（Kretschmer），他曾经描述过如何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身体特征来找到相应的心理和感情特征。就这样，他将大部分人划分成了若干类型。例如有着圆脸、短鼻子和肥胖趋向的矮胖型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尤里乌斯·恺撒所说的：

我愿身边的人都身体肥壮，

脑袋溜光，通宵安眠。

——《尤里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克雷奇默尔将特定的心理特征与这类体型关联了起来，但他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关联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这类体型的人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上的不足：他们的身体完全能够适应我们的文化。在生理层面上，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健康。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们并不会紧张，哪怕需要干上一仗，他们也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不管怎样，他们没有必要将他人视作敌手，也不必在充满敌意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一个心理学派将他们称为“外向者”，但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外向者”，是因为身体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焦虑。

在克雷奇默尔的分类法中，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类型是神经质型人，这类人看起来就像孩子一样，身形非常高，有着长长的鼻子和蛋形的脑袋。克雷奇默尔相信神经质型人是冷淡、内省的。一旦他们遭受心理困扰，就很可能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就是恺撒口中的这一类人：

那个卡西乌斯看上去饥饿消瘦，

他思虑太多，这样的人很危险。

——《尤里乌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或许这类型的人受到身体缺陷的困扰，成长过程中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悲观，也更“内向”。或许他们会要求更多的帮助，而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就会感到痛苦、多疑。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混合的类型，这一点克雷奇默尔也是承认的，哪怕是矮胖型的乐观者也可能发展出属于神经质型人的心理特征。如果是成长环境培养他们向这个方向发展，使他们变得胆小羞怯、容易沮丧，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了。通过有系统的打击，我们或许能够将任何孩子变成神经质的人。

借助于长期的经验，我们就能够从这种种表现中判断出一个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究竟如何。人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寻找这样的信号。合作的必要性一直在对我们提出要求，虽非科学，但直觉已经指引我们找到了许多暗示，并告诉我们，如何在这混乱无序的生活中更好地找准方向。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次历史大变革之前，人们的心灵就已经意识到了改变的需要，并努力向这一目标推进。由于这种努力纯粹是本能的，因此也很容易犯错。人们总是不喜欢那些具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对容貌丑陋或身体畸形的人避之唯恐不及。不知不觉中，人们已经判定这些人是无法适应合作的。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人们的判断或许正是基于经验。对于这些身体有异常的人，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提高其合作能力的方法。他们的缺陷因此被放大，而他们本身也就成为了大众迷信的牺牲品。

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吧。在人生的最初四五年里，儿童确立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奠定了心灵与身体之间的根本联系。固定的生活方式已经成型，并具有相应的情绪、身体习惯与特质。这种生活方式中已融入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能力，而正是靠着这些合作能力，我们学会了评价和理解他人。举例来说，所有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乏合作能力。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给心理学另外下一个定义了：它就是对合作力缺乏的理解。既然心灵是一个整体，而同样的生活态度也贯穿了它的所有表达，个体的所有情绪、情感和思想必定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感引起了困难，而且与个人的福祉背道而驰，那么仅仅改变这些情感是无济于事的。它们不过是个人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将它们彻底根除。

个体心理学在这里为教育和治疗的前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提示。对于一个人的个性性格，我们绝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必须找出他们在选择生活方式时犯下的错误，找出他们的心灵对于个人经历的解读方式、他们心目中的生命意义，以及他们面对环境和身体影响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称职的心理学者并不是用针去扎孩子看他们能跳多高，也不是搔搔痒看他们笑得有多厉害。这些做法在现代心理学界十分常见，或许它们的确能告诉我们某个个体的心理状况，但也仅止于提供一份有关固化的个体生活方式的证据而已。

生活方式是心理学最适当的研究课题和调查素材，着眼于其他对象的心理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偏向了生理学和生物学。对于那些研究刺激与反应，试图追踪创伤或震惊经历所造成的影响，以及那些研究遗传能力并观察它们的发展的人，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精神本身，也就是完整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体赋予世界和他们自己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和他们处理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理解个体的最好途径还是对其合作能力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