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孩子遭到父母的背叛。大多数孩子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不足以直面这个事实——赖以生存的父母竟然背叛自己。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如此重要，一旦破裂，随之而来的后果和代价会令他们难以承受。然而，在孩子脆弱的时候，父母背叛孩子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一个孩子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担心自己被父母抛弃，孩子必须相信父母不会伤害或者离开他们。抛弃可以发生于纯粹的肉体层面上，也就是当孩子最无助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离他们而去。抛弃也可以发生在情感层面上，即父母不再给予孩子应享受的父爱或母爱。孩子所经历的落差和迷惑会让他们缺失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到底哪里出错了？他们不知道背叛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背叛。所以，孩子可能会出现人格分裂、莫名的恐惧感，或者做出诸多其他反应，以便将刺痛人心的背叛深深隐藏在心底，不轻易向他人透露。

孩子应对父母或看护人背叛的一种方式就是将责任归咎于自己。与无视背叛或选择遗忘相似，孩子通过责罚自己，而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来维持自己与残暴的看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尽管这种行为在成人眼中看似不可能或者压根就不可信，但是在面对当下的背叛行为时，这的确是维系家庭纽带的一种策略。

倘若背叛反反复复发生，那么自责就会演变成一种长期的行为习惯。

黛比（Debbie）是我们心理疗法的患者，她长期受到继母的怒骂和责备，因为她没能达到成年人的办事水准。换句话说，黛比的“罪”在于她是个孩子。久而久之，她无形中感到一种挫败感，自尊心也逐渐被一点一点地侵蚀掉。如今已成年的她，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一旦事情出现不祥的征兆，她总是先被自己的内心打败，凡事都将责任归咎于自己。虽然这种自责使得黛比与残酷的继母至今仍“和谐相处”，但它剥夺了成年时期的黛比享受幸福的权利。

我们实验室近期与梅丽莎·普拉特（Melissa Platt）共同研究背叛创伤和自责之间的关系。初步结果发现，自责确实与背叛创伤相关，但它发生于高强度的背叛之下，而非小小程度的背叛。这一初步结果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与无意识和背叛盲视的其他表现相似，自责能帮助维系重要的关系。

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需要安全的、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以此构建自我意识和稳定的情绪。背叛扰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网。想象一下遭受到背叛时那种一落千丈的感觉吧，而且你怎么也想不通背叛的缘由。对孩子来说，背叛造成的疑惑和迷茫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所以他们的心里凌乱万分、狂乱无序。我们成年人明晰让我们产生一落千丈之感的罪魁祸首，而孩子只会被事情弄得措手不及——试图抓住生命中一切稳定不变的东西作为救命稻草。如果没有其他关系值得信任，背叛在生命中又是普遍的现象，那么孩子只能通过在内心深处挖寻出发生过的坏事，以便搜索到稳定的因素。当孩子意识到背叛在生命中如此普遍，且无其他社会关系值得信赖时，他便只能从内心深处搜寻自己曾做的不对的记忆，并努力搜寻到可以解释当前处境的稳定因素。

朱迪(Judy)4岁的时候，妈妈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不久，朱迪的爸爸将她抛弃，把她寄养在远房的表亲家里，这个亲戚并不是很想收留她。不难想象4岁的朱迪内心的落差和凌乱吧。她必须牢牢抓住点什么来支撑自己，所以朱迪做了其他身处此境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她的内心在这场巨大漩涡中抓到了救命稻草：她坚信妈妈的死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她以前做得不够好，不是妈妈的乖女儿。她还认为自己是个包袱，对其他人来说，她的情绪根本就无足挂齿、可有可无。于是她将自己的情绪深埋起来，甚至连自己都不自知。

长大成人的朱迪深受年幼经历的影响，她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善良本质。她对人际关系持有强烈的焦虑感，每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她就惊慌失措。她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她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误导致。所以一旦与他人的关系破裂（我们也会这样），朱迪会即刻责备自己，心情由此变得很低落。

曾经的她被迫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当这种念头瓦解时,朱莉便变得不安和彷徨,这是常见的反应。然而，后来，她发觉自己竟然拥有了一段她可以信任的人际关系。她曾感受到的压抑和烦闷如今已找到根源——可能是她童年时期所遭受的背叛和痛苦所致。她的紧张情绪并非一种“心理疾病”的“病症”，而是一种动力，让她有勇气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块基石：她内在的真善美以及对身边人的信任。她曾有的压抑变成一种悼念，悼念她多年来所受到的孤立，悼念她从未真正悼念过的母亲。

凯拉（Cayla）是另一位心理治疗患者，她所遭受到的是另一种背叛。

在她6岁的一天晚上，对她疼爱有加的父亲来到她的房间，强奸了她。自此，凯拉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其他人一样，她需要相互扶持、相亲相爱的家人，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而她父亲背叛了这种亲人关系，家人对父亲的背叛持否认态度，这让凯拉无从选择。为了维护她唯一的家，为了保留她知道的唯一真相，凯拉将父亲强奸的事深深埋藏在心底，一藏就是好多年。

凯拉逐渐长大，但她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心怀芥蒂。一旦与其他人稍稍亲近，尤其是男人，她无不感到恐惧。甚至连友情对她来说都成为问题，因为与别人越亲近，越容易触动自己的内心，触碰那尘封多年的秘密——她不能冒这个险。凯拉逐渐感到被孤立，心情一度很压抑，她无数次企图自杀来结束这样的人生。

凯拉30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梦醒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并明白父亲的背叛对她的影响有多深。当她慢慢让自己融入到一段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她逐渐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件事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她的压抑变成了愤怒，她的愤怒让她觉醒，让她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让她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事实——自己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意识，可以战胜害怕再度遭遇到背叛的潜意识。

丽贝卡的故事

虽然朱迪和凯拉遭受到了刻骨铭心的背叛，但她们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背叛。她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带来的伤害，同时，她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童年时期受到的背叛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下面我们更为详细地剖析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丽贝卡·布鲁曼（Rebecca Brookman）亲口告诉我们的。

六十出头的丽贝卡是一位智慧、敏感的女人。她在童年时期曾被父亲强奸过。她的家位于俄勒冈海岸，我们在她家中采访她。丽贝卡极富艺术天分。她一个人生活，房间被布置得温馨、舒适，俄勒冈少有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进来。她的宝贝狗狗趴睡在她的脚边。丽贝卡表面上很平静，但她是这样描述自己早年的生活：

“40岁以前，我都是活在一种深深的迷茫、焦虑、羞愧和压抑当中。在最后那几年，我终于获得了心灵和情感上的平衡，也开始尊重自己，我拼命地努力工作，以免又堕入我之前恐惧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能力应对周围的世界。我总会陷入财政危机，我也失业过。起初，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梦想以后自己读个博士学位，然后在大学里教书，我肯定有这个头脑，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我的脑子秀逗了，我常常这样取笑自己。我能生存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丽贝卡清晰地记得她在童年时期感受到的恐惧——哥哥姐姐们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在晚上会来到她的房间。

“他上夜班的时候，我经常会从睡梦中醒来，我是被噎醒的，因为他的阴茎塞在了我嘴里。我们一起摘草莓的时候，他会将一颗大草莓塞到了我嘴里，然后大笑，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好玩。所以……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要持续多久，我以为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收敛了。作为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其实是这个社会制度让我很失望，因为在50年代，还没有帮助孩子的机构。我的母亲只是在物质上帮助我，在精神上从未给过我支持。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出色的老师，她送给我一本国教《公祷书》为英国教会克蓝玛大主教于1549年所出版的崇拜礼仪书，给所有教会使用，要全国教会遵守，是圣公会的祈祷用书。她知道我是圣公会教徒，她对我百般照顾。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为什么情绪很低落，我告诉他我的姐姐去世了。他问：‘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回答：‘两年前’，然后他说：‘那你现在应该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了’。”

丽贝卡称自己的大脑秀逗了，所以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她原本在一所小学院里教书，但是她没保住工作，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

“我面临一个深渊，我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作为一名管理员，我真的不知所措，也没有人能帮助我。我自己住在一间宿舍。后来我辞掉了这份工作，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那是所很优秀的学校，我多么希望自己现在仍在那工作。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丽贝卡第一次参与治疗，之后她开始理清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年，我经常去看望她，直到我感觉出来她已经抛弃我了。在那段时间里，她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她只是单纯地听着。但是我开始回想起往事，回想起那些无法遗忘的往事，事情大概发生在20年以前。那时感觉很恐怖……”

“大多数是在晚上的时候。但是每当我醒来，又感觉不像在做梦，因为我不会几十多年来都在做梦。我觉得我不是在做梦。我不记得做了什么梦。我好像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走出我的房间，因为在那间房里，醒来时的感觉很恐怖，我会想到很多画面。房间本身也很恐怖，墙上有很多洞，因为那时我穷困潦倒。”

不管怎么说，丽贝卡的故事最终以喜剧收尾，你会在本书的后面看到她激励人心的话语。同时，我们要离开她舒适、温馨的房间，更全面地了解一下背叛。

凯文的故事

虐待儿童属于一种私密的个人层面的背叛，而有的背叛则发生在社会层面。种族歧视关系到无数的个人和团体。虽然种族歧视是众人心知肚明的现象，但它对个人也有着切身和深远的影响。与虐待儿童相似，歧视会导致背叛盲视的出现，凯文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在1973年，那时凯文·中村（Kevin Nakamura）在美国中西部上学。他的父母是日本人，在凯文出生之前，父母就移民到美国。所以凯文将自己视为美国人。他说着一口地道的英文，没有半点口音。他和很多美国孩子一样，打篮球、交换棒球卡片、吃热狗时爱抹上番茄酱和芥末酱。除了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外，凯文对美国文化完全陌生。凯文是个聪明的男孩，是爸妈的好儿子，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

起初，凯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在打电话的时候，凯文会被当成“标准的”美国人，他的一口地道的英语会让听者认为他是“白人小孩”。然而等到见面的时候，凯文会让人惊诧不已。他遇到的各种微妙和不言而喻的情况都是源于外形上的不同。凯文没有被学校选中来参演音乐剧《俄克拉马》，尽管凯文是个颇有天赋的歌手和演员，而且报名参与该剧演出的男孩为数不多；凯文上交的关于英美历史的家庭作业只得了乙等，虽然他写得毫不逊色；凯文收到的生日宴会邀请比较少，尽管他与班上同学玩得很好，也很团结；上高中时，凯文有一次要为参加舞会挑个舞伴，他所邀请的女孩全都拒绝了他，尽管他当时已出落为一位有魅力、很绅士的大男孩。

凯文直到上了大学（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让他考上了一所好大学），眼界才打开。在大学里，他学习了在美国历史中亚洲人扮演的角色。他了解到歧视的广度和深度。他意识到童年时期受到的待遇很可能源于偏见和歧视。同时他感受到一方面自己对遭受的歧视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因不愿相信这种背叛，便对其视而不见。凯文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剖析地非常透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提到，知之与不知可以同时出现在人的思想中，而且人类对此已是游刃有余，信息在大脑中被分区储存，这样的话，在自觉反思的时候不会想起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目的。在大学里，凯文身处的环境不再是由单一文化主导，也不再只接受一种主流文化和肤色。虽然歧视依然存在，但他周遭的世界包容性更强，也更多元化。为什么孩童时代的凯文对自己遭遇的歧视视而不见，而成年时期的凯文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呢？

当凯文还是个孩子时，他在背叛的盲视背后有着强烈动机。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正是我们学习自己是谁、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如何被他人接受的时期。这个阶段对我们任何人都很有挑战性。如果凯文承认自己被他人排挤、边缘化，而原因（比如肤色和面部特征）是自己无法改变的，那么这种意识必然是灾难性的。他居住的这个社区里，没有其他亚裔美国人家庭，也没有资源分配给少数族裔，所以如果他知道受排挤的真正原因，那他得到的会更少，失去的更多。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意味着凯文可能会感受到被孤立，从而做出一些行为，让他更加不受其他人待见。他的疏远或许会使他慢慢远离这个他需要融进去的社区。

意识到歧视的存在会削弱凯文的生存能力，至少是社交上和教育上的能力。而且，凯文的盲视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而言也有益处，如果凯文把事态看得更加清晰明了，他不仅仅会远离自己的同伴和老师，也会疏远自己的父母。洞察到事情的真相会让他赖以生存的小船剧烈颠簸，无法继续平稳漂在水面上。

凯文的背叛经历中含有盲视的成分，因为他执着地认为自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一信念自然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这源于他的价值体系——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在美国，这种价值观在整个小学阶段被反复教导。从读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明晰基于道德的评分体系，全美国人都重视公正和平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不公正和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因为它们辜负了一份信任，背弃了最初的承诺：人人平等，同享自由。

弗兰克·吴（Frank Wu）是一位作家兼律师，他的经历和凯文的很相似，弗兰克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和你一样，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我不会讲中文，也不会使用筷子。

我坚定地努力实现目标。当我5岁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30年以前，老师和同学们告诉我——即使他们不说，对我的态度上也会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我被同化了,他们就会接受我。但是如果我没有被同化，他们就不会接受我。如果我继续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我的英语不好，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对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与他们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变得像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接受我了。

所以我力争像他们那样。我学习打弹珠、集棒球卡、构建飞机模型。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我去上大学，被告知要学习《西方正典》。我如是做了。我知道莎士比亚，我还是莎士比亚的头号粉丝。我可以背诵出“理查德三世”的45句开场白。我说话没有口音。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以史密斯的身份接听，别人也不会起疑心。我会告诉对方我叫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当我出现在双方面前，对方会上下打量我，说：“史密斯？你怎么会叫史密斯？”事实上，如果别人看不到我的话，我会一直是弗兰克·史密斯，不会被别人识破。

但很讽刺的是，我越是融入他们，我越觉察出区别的存在。我并不是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我发现其他人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承诺就是如果我融入进去，他们就会接受我。然而有时候，我依然会被当成新人并受到威胁。

弗兰克·吴和凯文·中村在孩提时代竭尽所能融入周围的世界。他们像美国白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亚裔美国人。这是个生存策略。凯文对背叛的盲视帮他度过童年时期，让他与社区保持必要的联系，虽然社区里存在不公，但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好处。倘若凯文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继而生气或者回避他人，那他极有可能会失去原本不堪一击的人脉。作为一个孩子，凯文可能没有能力通过直接对峙来改变社区中存在的偏见与歧视。相比之下，一旦凯文身处另一种环境，如社区学院，这里更加多元化、很少歧视亚裔美国人，那么凯文认识到歧视的存在就不会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反而得到的会更多。

其实，意识到这一点对凯文的生存环境来说，都有很多益处。当他在自己的过去与在大学中学到的歧视历程之间找到相似之处时，除了要接受背叛的苦楚，凯文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获得了解脱，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可以找到更多思想开明的朋友，他们不会歧视自己。凯文对这些事件的深刻理解激励他从事有关社会公平的工作，这样的话，下一代人受到的歧视就会减少。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培养出的自我感不那么强烈，那么他可能也不会对社会做出现在的贡献，背叛盲视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凯文想要构建一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们压根不会陷入盲视的境地。

背叛是对信任的背弃

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是个人幸福和成长的基础，是恋爱和友情的基础，也是在社会和国际上享受公正、和平的基础。然而，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背叛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刺痛我们的内心，摧毁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侵蚀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是战争的导火索。按理说，当我们遭遇到背叛，我们会直面自己的处境，与背叛者对峙，然后继续生活。不过，正如我们前面讲述的那样，事情通常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会挑明背叛，要么是因为与背叛者之间的关系异常重要，要么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够强大。

然而会有其他复杂的情形出现。有时我们知道自己被背叛了——我们看到了另一半写给其他人的情书，或者找到了政府欺骗我们的证据。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背叛的证据并不那么清晰，但是我们意识到了异常的存在，正如凯文的例子。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却感受到了不自在，或是羞愧，或是焦虑。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受到虐待的儿童不能够识别出背叛，所以当值得信赖的父母背弃他们时，他们会责备自己。有时，遭受到背叛的夫妻需要很长时间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情感和认知的困局。我们不会忍受背叛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大多数人确实如此。

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生活中或其他人的生活中遭遇到背叛，我们要正视背叛的影响和它的结果。这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在生活中的信任能力，影响到个人的信念，即相信生活是美好的、相信我们可以冲出重围找到自己的所需。所以，缺失信任能力的人无法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