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你，我，我们都可能会被别人背叛，这一点很让人大为恼火。“不是我，”我们会争辩道，“没有人会背叛我，我是个好人。”再者，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受到背叛了，我们会当即抓个现行。毕竟我们都是聪明人，不是吗？可惜的是，这和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无论你的政治倾向如何，客观来讲，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无疑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但她知道比尔（Bill）和莫妮卡(Monica)的丑闻吗？据她的传记作家盖尔·西莉（Gail Sheehy）所说，希拉里控制自己不去了解这次丑闻：“这种选择在她过去发生过无数次——对已知的事情罔若无闻。”她的“无知”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公众都知晓这件风流韵事，比尔才不得已向她坦诚，希拉里也再不能装作一无所知了。据西莉透露，希拉里和比尔两人都逃避比尔的不忠行为对婚姻的影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莫妮卡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比尔偷情的人，还有很多段混乱的关系是希拉里没有发觉的，即使出轨证据就在她身边。希拉里是一名聪颖、坚强、极其有才华的女性，也很善于对背叛选择盲视。

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追捕弗雷德曼家族》（ Capturing the Friedmans）调查了对背叛持有的知之与不知的复杂心理。20世纪80年代末，阿诺德·弗雷德曼（ArnoldFriedman）是一名计算机老师，他被指控性侵班上的10多名男孩。儿童色情图片在邮寄给阿诺德的途中被截获之后，他才首次出现在相关部门的视野中。执法者获得许可去搜索他的住处，发现了大量儿童色情图片。后来，影片中阿诺德的妻子伊莱恩（Elaine）在警方搜索的时候，交代自己最初看到儿童色情图片明目张胆地被摆在房间里时，自己仿佛像看不到这些图片一样：

当拿索郡警察给我看这个杂志时，说：“看看这个杂志，看到了吗？”然后他们拿给我看。因为里面有那种照片，所以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当事情全部尘埃落定时，律师又给我看了杂志，那时我才看到。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然后，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哎，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种东西，竟然有这种杂志。我的意思是，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受过教育、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吧？这个从何而来？

当伊莱恩说：“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里什么也没有。”她的话是对背叛盲视的准确诠释。正是因为看不到眼前明摆着的东西，所以我们用盲视这个词表达。虽然这个词传达了我们的要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有点令人伤脑筋。“盲视”一词总容易让人联想到身体状态/形态，而且它还具有一个更为抽象的内涵——“残疾歧视”，因为提到该词，人们很容易便想到正常身体状态的对立面——病态/残疾身体。为此，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内心挣扎了一番。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将视力受限与无知混为一谈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中。或许你已察觉到在谈论已知的事情时很少不用到视觉术语。比如，“我明白（see）你的意思”，“我的观点（perspective）和你的不同”，“你已经把你的论点表述地十分清楚（clear）”。视觉和认知之间的吻合可能是由于身体认知感所致，因为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

至于盲视（blind）一词，视觉与认知之间的联系已表露无遗。这个词根公认的最早含义不是“不可见（sightlessness）”而是“迷惑和黑暗（confusion anddarkness）”。后来，盲视（blind）逐渐演化出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意思：（1）看不见；（2）不愿意或不能够感知、理解。我们用短语“背叛盲视（betrayal blindness）”来涵盖这两个意思，虽然我们并不想要包含失明之意，也并无意制造一种制度上的背叛——将健全、理想化的身体状况视作标准，而将其他所有形式的身体状况视作弱势群体。背叛盲视除了发生于眼睛看不到之时，也发生在我们听不到、感觉不到、或者不知道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之时。而且，失明的人比看得见的人更能感知到背叛的发生。我们自认背叛盲视这个短语大体捕捉到了我们想要传达的意思，而其他短语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希望有一天会出现一种表述，它可以更加清楚地区分看不见和抽象层面上的视而不见。

背叛盲视并不是一场游戏。有时我们对背叛心知肚明，却假装不知道，这是为了缓和人际关系。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描述了当人们知道或觉得若是将某些事情讲出来，会冒太大的风险时，他们彼此会“打太极”。打个比方，一个人不会直截了当地贿赂一名警察，而是使用更加谨慎的语言暗示贿赂的想法，比如，“我现在可以付款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是裸体的，但是没有一个敢讲出来。然而，一旦这种话说出口，一切都会改变，不是因为人们知道了皇帝原来是光着身子的（他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晓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平克指出，当消息扩散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意思是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你知道了，等等），一个人就不会对事实假装否认了。延伸到背叛领域——比如婚姻中的背叛——一个人可能知道背叛的发生，但觉得如果挑明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便选择“假装否认”。然而，如果一个人对另一半依赖性极强，就难以假装背叛之事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对背叛的自然反应要么是甘愿退出，要么是当面对质，我们很难下意识地再三压抑自己。至少，这种伪装需要付出极大的注意力和努力。而更糟糕的情况是，这样的伪装彻底崩溃，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一直小心翼翼保护的感情就会面临破裂的危机。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的困境，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尚不会耍这些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的本能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对背叛保持盲视，消除伪装的必要。当伊莱恩·弗里德曼被要求看丈夫的色情杂志时，她描述了这种盲视：“你猜怎么着，我没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杂志，但是我的大脑什么也没有。”不是假装看不见，而是没有看到。

背叛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严重的危害，尤其当被亲密的、值得信任的人背叛时。心理疗法的患者经常陈述自己受到性侵、情感上受虐待、身体上受虐待，而这些往往出自父母之手。在患者的认知观念中他们应该爱自己、保护自己的，这是一种重度的背叛，虽然患者没有用背叛这个词，或者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属于背叛的范畴。患者也会讲述不忠行为、工作上受到骚扰却没有机构可以求助、朋友背叛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背叛行径。然而，目前心理治疗的重点只放在减轻症状和心理障碍方面，治疗师和善意的朋友往往忽略了这些受害者生命中的共同点。而我们尝试缓解抑郁或焦虑，没把注意力放在其背后的原因上——所有受到背叛之人的共同点。

另一个案例是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阿诺德的弟弟。在《追捕弗雷德曼家族》（Capturingthe Friedmans）里，阿诺德给自己的弟弟写了封信，讲述自己所做之事：

事情要追溯到50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为自己腾起的性欲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在13岁的时候找到第一个发泄对象，那就是我8岁的弟弟。在随后的几年间，我和他发生了很多次性关系。

霍华德丝毫不记得这些事情。在纪录片里，他解释道：

我知道哥哥曾说过，在我小时候，他与我瞎搞过。但是，我并不记得了。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我这里空空的［用手摸着额头］，不记得他让我叫喊、大哭，或者我企图挣脱、不高兴什么的……我，我，我脑袋里空空的……或许有一天，一道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我就记起来了，希望它最好快点发生，因为我现在65岁了，太晚到来，我可能就不会在乎了！

我们从很多男人和女人那里听到背叛和背叛盲视的事情。有些人告诉我们，有时可怕的暴力行为往往会被遗忘或者不被认真对待。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生活中没有发生过多少暴力行为，但是受到过亲人的背叛。我们在本书中将转述这些背叛故事。

除了不忠，背叛还有很多形式，有时也不完全是亲人之间的背叛。人们会在工作中、家庭中、社会上遭受到背叛。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讨论过凯文·中村和弗兰克·吴的案例，可见社会上的不公正和压迫也会涉及背叛和背叛盲视。这些社会行为演变成背叛的因素有两个。第一，社会行为包含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个体层面上来讲，许多不公正或者压迫往往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背叛。第二，我们在社会公平和公正方面，有很多显性和隐性的假设。所以歧视的出现是对平等契约的背叛。而不公正的出现是对公正（或者公平）契约的背叛。在这一章和第四章里，我们会深入探讨这些主题，探讨背叛和被背叛的方式。

飞机上的女孩

2008年8月，我们在俄勒冈州（Oregon）波特兰（Portland）参与联邦刑事法庭的一场审判。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是这次控诉的顾问和鉴定人。她负责向陪审团传达我们从调查中得到的讯息——受害者对性侵的反应。我们认为专家证词是必要的，因为公众和候选陪审员对性侵的认识还不到位。此举动极大昭示了推广研究结果以及向公众传播社会、司法公正知识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只有被合适的人所知，才能体现其价值。在审判情况下，合适的人就是陪审员。如果知识不普及的话，经过这次审判之后，受害者可能会再次受到背叛。

陪审员被要求凭借他们的常识和推理行事。一旦常识和推理与经验主义结合，效果则非同凡响。然而，若是陪审员对危害性的难题知之甚少，或者更糟糕的是，对危害性难题的非理性观念趋之若鹜，那么刑事司法体系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不但对受害者的心理状态缺乏正确的认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认同研究者所谓的“强奸误解”和“儿童性虐误解”。强奸误解是错误的认知，它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却免除强奸犯的罪行。例如，很多人认为受害者的穿衣打扮是强奸案的起因。还有的认为男人通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欲。儿童性侵案也是如此，错误的观念认为孩子行为处事或穿衣方式是性侵案的导火索。这些误解深深地影响着法官，致使已经受到背叛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再次遭受背叛。

弗尔德作为鉴定人参与的这起刑事案件是发生在飞机上的不正当性接触罪。受害者是一名16岁的女孩，被告是她的32岁教练。案件由联邦法院受理是因为此事发生在洲际的飞机上。

被告向FBI调查员承认确实施行了性行为。作为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两人之前并没有谈情说爱、挑逗或者引诱。他们刚参加完一场运动会，正打道回府。受害者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盖上毛毯沉睡，被告坐在她的邻座。夜晚时分，飞机上昏暗无光。教练将手伸向她的毯子底下乱摸，她被惊醒了。在这样的窘境下，受害者只是消极反抗，或者“无能为力”去反抗。

联邦性侵案件的法定年龄是16岁。被告试图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凭借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她不想受到性侵，为什么不积极反抗呢？在结辩陈词中，被告律师提出，受害者和她的教练在那架飞机上共同编织了一个“亲密泡沫”，后来泡沫爆破了，受害者内心觉得羞愧，遂声称性行为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在美国法庭上，性侵案件中的认同问题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斯蒂芬·舒尔霍夫（Stephen Shure Hof）有一本优秀著作，名为《不情愿的性行为：恐吓的文化和法律的失责》 （Unwanted Sex: The Culture of Intimid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Low），这本书对认同法追根溯源。他指出，“在16世纪，只有当盗贼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实施暴力将物主的财产移走，盗窃的普通法才能保护物主的财产（p3）。”然而，“虽然起初很慢，但法律逐渐完善起来，填补了令人无奈的空缺（p3）”，如今的律法“惩罚了所有在未经物主真实的许可之下，干涉财产权的行为。不过，有关性侵的法律却没有得到完善和更新（p4）”。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前门未锁，当你蜷缩在角落里的时候，有熟人进入你的房间，拿走你的笔记本电脑，这就属于犯罪行为，除非你明确地提出允许这种行径。不能因为你的前门未锁、以前展示过你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别人在偷盗过程中你保持沉默，就意味着你含蓄地默认放弃你的财产。而在性侵案中，公众往往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衣着上，并且责备受害者没有积极反抗。再者，目前的性侵法在同意性行为的年龄界限上表述含糊，并且对权力的其他方面（如权威和权势扮演的强硬角色）不敏感，这些均使受害者声明自己是否真得自愿接受性行为上处于劣势。

在弗尔德的证词中，她引用了对受害者做的调查研究，向陪审员挑明在性侵中所做出的消极反抗已屡见不鲜，并且揭示了这一反应背后的因素，诸如害怕以及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背叛的概念。就飞机上的女孩而言，她依赖教练的帮助和训练以稳住在运动员队伍中的位置，她十分信任教练。教练比女孩大两旬，他照顾着她。她的消极反抗与背叛盲视完全吻合。在结辩陈词中，公诉人提醒法官，受害者往往都会消极反抗，她拿出了所有实质性证据反驳被告所谓的两厢情愿的说法。法官最终判定被告有罪。

马克·沃克尔：另一起背叛案件

2011年4月，联邦假释官马克·沃克尔（Mark Walker）承认在2006年至2009年间，对自己监管的多名女性假释犯实施性接触和性虐待。沃克尔利用自己的职权操纵、强迫女性与他发生性关系，即便她们不情愿。沃克尔是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作恶者，借用职权满足自己的私欲。至少有15名女性指控沃克尔的不正当接触，她们都曾受到沃克尔的监管，由于诉讼时效的限制，这起案件并未涵盖全部的罪行。这种虐待行径涉及诸多背叛，而其中许多背叛是出于社会体制的疏漏。

沃克尔性侵的女性无力反抗的原因如下：

第一，许多人曾经受到过身边人的虐待，我们在第九章会探讨这个问题。背叛之所以毒害人心的一个方面是它设计圈套让受害者再次被侵犯。

第二，她们的命运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他可以予以她们方便（比如不需要药物检测），或者他可以惩罚她们（比如向上级报告她们违反假释条例），轻而易举地让她们重返监狱。

在这起案件中，詹妮弗·弗尔德再次担任联邦诉讼的顾问。起诉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有罪答辩之前，受害者最初并没有爆料他的虐待行为。FBI花费了好长时间调查沃克尔犯罪的程度。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女性好像默许了性行为，因为她们起初并未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陪审团可能会对这种沉默困惑不解，如同飞机上的女孩那个案件，她在遭受性侵过程中也是消极对抗。然而，我们可以从背叛盲视方面理解这种反应。这些女性完全在沃克尔的掌控之下。许多人最初是信任他，想让他喜欢她们。有些时候，女性最初并未意识到她们受到虐待的程度。再者，一旦她们觉察到这一点，她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将事情抖出来，人们会不相信。她们起初保持沉默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庆幸的是，沃克尔最终主动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联邦政府也承认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背叛案件。联邦法官审判长贝斯特·里（Best Lee）代表美国政府向受害者表示歉意。他还称赞了她们的勇气和诚实。

2011年7月，沃克尔被判服刑十年。在庭审后，美国律师德怀特·C霍尔顿（Dwight C Holton）如是说：

沃克尔对信任的背叛真令人大吃一惊。他受委托来监管这些人，却对她们施暴，最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公众对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的信任度。我希望他长达十年的刑期可以向公众表明，我们一定会对那些破坏公众信任的人进行法律追究。

背叛盲视的特殊案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在瑞典（Sweden）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一群银行职员被劫持为人质，长达6天。举世震惊的是，有些人质竟然对劫匪心生好感，甚至在劫匪被捕后，出面为他们辩护。你可能会疑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术语正是描述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反常反应的举动。这种反应的特征是受害者对劫持自己的人有着正面的情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适用于一种特殊的案例：个体或一群人被绑架作为勒索赎金的人质，在充当人质之后，与劫持者发生感情。从理论上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的反应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背叛盲视。

与大多数的背叛盲视相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遭受绑架之后竟腾升出一种强烈的情感依恋，就算不再受到绑匪的关照也依然如此。执法人员认为，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是劫匪对人质友好视之（或者，至少不残忍）。从背叛盲视的角度来看，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友好本身，而是劫匪对人质的关照以及人质隐约或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死掌握在劫匪手中。所以我们认为，受害者若要与劫匪培养出情感依恋（这也是一种背叛创伤），他们便很可能会将劫匪视为关照他们的人，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旦劫匪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看管人，类似于儿时的情形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例如，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对劫匪心生依赖，从而强化劫匪的关照行为。正如孩子那样，受害者对劫匪的背叛选择盲视。为了平安渡过自己所处的困境，受害者扭曲现实，以积极正面的观念看待劫匪。

FBI网站上有一篇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文章，文中支持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出现的核心前提是受害者的依赖和生存需求。

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案件中，劫匪几乎剥夺了人质所有的自主权，完全掌控着受害者的生命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一些专家认为，此时的人质可能退回到婴儿时期的状态：哭着要东西吃、沉默不语、依赖性极强。与此同时，劫匪扮演着妈妈的角色，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外面世界的威胁，包括执法人员的致命武器。受害者从而为生存竭力奋争，依赖着劫匪并统一作战。

雅克·萨多乐士的背叛盲视

已故的雅克·萨多乐士（Jacques Sandulescu）曾经被抓而成为俘虏，那时他经历了令人震撼的背叛盲视。他也是自传《顿巴斯：逃离苏联的真实故事》（Donbas:A Ture Story of an Escape across Russia）的作者。1945年， 16岁的萨多乐士被苏联红军逮捕。他被押到一辆运输车上，前往顿涅茨河流域（也称“顿巴斯”）的煤矿区。萨多乐士在那里受奴役做苦工，挖煤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他不止一次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最终，萨多乐士逃离煤矿区，千辛万苦回到美国，他是苦役集中营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詹妮弗·弗尔德（JF）有幸采访到萨多乐士（JS）。她问他如何逃出集中营，他提到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和苏联警卫相处甚好，当时他们协助他逃离。萨多乐士的妻子安妮·戈特利布（Annie Gottlieb，AG）也参与了访谈。

JF：读这本书（《顿巴斯：逃离苏联的真实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警卫对待你要比对其他囚犯热心很多，比如给你一些额外的东西，这是真的吗？

JS:他们对我比较友善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对他们主动示好。我会和他们天南地北地瞎聊，而其他囚犯都比较沉闷……他们讨厌这些囚犯。就像是……这个人找到一份工作，政府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你要恨他们？我对这些警卫就丝毫没有憎恶心理。

AG:所以你主动示好，而其他囚犯没有。

雅克解释在白天的时候，他会和警卫聊天，甚至一起大笑。

AG：其他囚犯没有这么做的？还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做？

JS：不，不，根本没有。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关键。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原因。

AG:明白了，并不是仅仅因为你干活很出力，而是因为虽然奥马尔（Omar）干活也很出力，但他没和他们聊过天。

JF：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警卫所做的工作是他们被要求如此的，所以你觉得没理由憎恨他们，那只是他们的分内工作而已。但是，有的时候警卫们往往很粗暴残忍，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残忍的。

JS：有的时候他们的确很残忍，无所不用其极！

JF:当你看到那一幕时，你会做什么？

JS：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真是个蠢蛋。

JF：我明白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我的意思是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当你看到他们如此残忍，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必如此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JS：有时我看到他们对女性很粗暴……

AG：怎么个粗暴法？

JS：他们……会打女性……

AG：用棍子吗？

JS：是的，类似的东西。

AG：逼迫她们使劲干活？

JS：是的，我不知道，有时我会出面阻止……那些女性都来自衣食无忧的家庭，根本没干过苦力，比如教授的女儿。她们怎么会知道铁铲，怎么会知道要拿起重重的铁铲，举起来，清空运煤车？她们不知道，她们的手白皙柔嫩，她们……

AG：你说你有时会上前帮助她们，是吗？

JS：是的，动作很迅速，警卫会大喊：“快点，快点。”她们需要一辆空的运煤车。我就帮她们弄好。

AG：警卫没有阻止你这样做吗？

JF：没有。

雅克进一步讲述警卫不仅仅让他帮助那些女性，还会给他好东西。

JS：他们会给我几把烘烤过的葵花籽。

    AG：但是我仍然想弄明白一点，雅克，你说警卫有时会对囚犯很粗暴……那些警卫是曾经和你一起谈笑风生的人吗？

雅克讲述自己很同情那些警卫。

JS：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孤独，有时需要跟别人交流。他们手持步枪站着，一天到晚冷飕飕的，甚是孤独，也没人唠嗑。

AG：对一名囚犯来说，这样的行为实属异常。

JS：确实是这样。

JF：你觉得你对他们示好会有助于你生存吗？有助于你活下来？

JS：这个嘛，你也知道，友好的沟通有利于消磨光阴。当然，也会有所帮助。

JF：当你与他们友好相处时，你是假装友好，还是你真心实意向他们示好？

JS：在那种情境下，你不能装模作样，因为如果你是装出来的，他会说，滚蛋，然后踢你屁股，走开。

JF：他们能分辨出你是否在伪装？

JS：是的，如果你从心里对他们友好，你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萨多乐士通过与掳掠者友好相处，从他的监禁状态和苦役生活中生存下来，最终在他们的协助下脱离苦海。他的书是一项佐证，不仅仅证明了人道精神的力量，还有人际关系在生存中的至关重要性。然而，他对他们的依恋，虽然终究让他得以生存，却没有“识破”他们的残暴。最后，萨多乐士在《顿巴斯》一书中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他疗伤的重要一步，我们会在第十一章深入探讨这一点。

杰西·李·加德

杰西·李·加德（Jaycee Lee Dugard）11岁的时候，在加州南塔霍湖一个学校的公交车站旁被诱拐。被绑架时候，杰西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就在前方，而且当时有目击证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尽管如此，杰西在18年间未被解救出来。18年来，杰西被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Phillip Craig Garrido）囚禁在一个秘密花园里，并被迫与之生育了2个孩子。终于，在2009年，杰西终获自由。当她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分别已经11岁和15岁。这起案件从最初就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

当杰西首度被解救的时候，她说与绑匪“像是真正的夫妻”，这让世界震惊了。她有点儿要为绑匪辩护的意思，她好像很喜欢那个家伙。第一眼看上去这可能有点诡异，但它完全与我们所说的背叛盲视相吻合。杰西为了在困境中生存下来，她不得不与加里多和他的妻子搞好关系。

杰西于2009年获得解救后，记者克拉拉·莫斯科维茨（Clara Moskowitz）立即写了一篇关于加德案件的报导。当时公众心头的疑惑是为什么加德会为绑匪辩护？报道中莫斯科维茨运用背叛创伤理论解释了加德的行为：

与绑匪交好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应对技巧，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既然加德的生命完全在加里多的掌控之下，她依赖于他为自己提供食物和住处，那么与之交好以保护自己不受虐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正如莫斯科维茨所理解的那样，孩子被绑架后可能会做出一个无意识的决定——对虐待行为视而不见，并与给自己提供吃食和住处的人相交好。受害者会忘掉所受到的虐待，假装没发生过一样，因为与此相比，保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竭力抗争会让绑匪更加残暴，或者不再给受害者提供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有能力说“不”的情境中，你通常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如果绑匪是你维持生存的唯一来源，这时你若疏远他，那倒霉的就是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极少发生，但不幸的是，背叛盲视相对较为普遍。同样普遍的是背叛中的机制制衡。在加德案件中，故事的另一面走进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体制中的背叛。18年来，当局错失了无数次解救加德的机会，执法部门没能按照已有的线索展开搜捕。然而更为泄气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明显没有有效地监管前科犯加里多，他在绑架加德之前曾经因性侵犯锒铛入狱。

 2009年4月11日，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David R Shaw）发表了一则特别的声明，题为“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向公众坦诚了错误。他好像承认了背叛盲视：

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今日发表了一则声明，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承认错失了解救受害者的诸多机会。在8月份，加里多与他的妻子一起被捕，罪名是绑架并性侵11岁的杰西·加德。据报道，加里多在18年里性侵杰西并与之生育2个孩子，加里多将杰西囚禁在家中的后花园里，位于加州安提俄克郊区。在过去的10年间，假释部门负责监管加里多……

该部门错失了诸多潜在的解救机会，加里多之前侵犯过3位受害者，但假释部分并未注意到。加里多房屋周围有很多清晰可见的电缆电线，一直延伸到他房屋后面的一个隐蔽棚子里，而执法人员没有对此进行调查，也没有向邻居调查取证，与当地公共安全机构交流，或者利用GPS以及其他信息（清晰表明加里多违反了他的假释条例）进行搜捕。

再重申一次，背叛盲视会导致当事人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