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我们在第3章中探讨过加利福尼亚州的执法人员在监管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这个前科犯上相当失职，可见背叛和背叛盲视也会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在更为宽广的层面上。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自己性骚扰，这发生在当她还是个无名小卒、需要博得他欢心的时候。与之相似的是，一名秘书忍受着老板吩咐她做很多私人的、丧失体面的杂物活，而这些完全不是她的本职工作。以上都是当事人对体制背叛的盲视。

盲视也是对社会压迫的一种标准反应。在第2章中我们提到过凯文·中村和弗兰克·吴的例子，遭遇到压迫的受害者往往会被激发做出盲视的反应。大屠杀否认者、否认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都是对压迫选择盲视的结果，即便有证据证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他们也选择否认。当然，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或者被认为有权力的人通常激起其他人做出背叛盲视的反应。

2003年，当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告诉美国民众，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公众普遍相信了这个谎言，这一现象是由于背叛盲视在作怪吗？艾琳·楚布里根（Eileen That Reaga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她运用背叛创伤理论分析坚信谎言的现象，比如由政府官员包括美国总统撒播的谎言。楚布里根认为公民在情感上或财政上依赖说谎的人，而背叛创伤理论预示着公众会对欺骗的迹象选择盲视。

当发生明显的虐待行为时，作恶者会操纵受害者保持沉默、浑然不觉。例如，领导人若想让公众对其盲目忠诚，就会制造恐慌。一旦民众感到恐惧，他们会更加依赖领导人，从而对领导人的谎言和背叛行为更加无视。事实上，压迫者会用很多方法鼓励受害者对压迫选择盲视。下面是体制背叛以及对其盲视的例子。

企业的体制背叛

体制背叛中有一种类型极为常见，但往往不易被察觉，而且这种背叛通常发生在大企业里。如果职工被他或她的老板背叛，而职工又极其需要这份工作，那么孕育背叛盲视所需的条件就具备齐全了。比如，一家大公司会制定某些规章条例（或许是在性别或种族方面）压迫某些职员。如果这些职员反抗诸如此类的不公平时，他们就会有失业的风险。于是他们便对这种不公平待遇忍气吞声、视而不见。这种现象再寻常不过了。老板背叛员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当员工处于脆弱状态时，如生病或怀孕，老板不让员工享受应有的待遇。政府已经着手解决这个严肃的问题，颁布了《家庭与医疗假法》（FMLA）以保护员工免受相应的背叛。然而，FMLA只施行了一小段时间就被遗忘，因为这个法案还不健全，未涵盖长期病患的案例。而这种情况下，员工是极有可能丢掉工作的。比如，汤姆（Tom）在一家大公司里做经理，他患了癌症，利用FMLA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FMLA上规定的假期期限达到上限时，汤姆还可以用病假来保住自己的职位。然而，当他因化疗结束转到家中静养身体、等待康复的这段时期，他的老板将公司重新整顿，这样一来汤姆的职位便不复存在。虽然汤姆或其他面临老板背叛的当事人可能不会对这样的背叛选择视而不见，但身边的同事或许依然会对身边的不公平事件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受到连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由此，体制背叛和背叛盲视猖獗不衰。

掩饰教会里的性虐待

也许体制背叛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对天主教堂中发生的儿童性虐待的掩饰。十多年来，这样的新闻一直出现在报纸中，而且依然有连绵不断的苗头。显然，儿童性虐待事件是一种背叛，而背叛针对受到神父侵犯的受害者。这种掩饰让虐待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地发生，让背叛盲视成为一种你知我知的状态。否认和掩饰最终酿造出一连串的伤害行为和悲剧。

2011年，一起新的控告和掩饰案件闯入爱尔兰公众的视野。201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根据爱尔兰政府于星期三刊登的一则严肃声明，指出爱尔兰罗马天主教会隐瞒牧师自2009年以来性侵儿童一事，这发生在它颁布保护儿童的规章条例之后，并且罗马教廷悄悄地动员知情人对此隐瞒，完全无视规章条例。”

爱尔兰的一家报纸——《独立报》于2011年7月刊登了一起案件：科克郡的一名女性在克罗因教区遭到性侵。文中指出，她“发现自己对当地牧师的信任逐渐被无休止的耻辱和背叛经历所替代”。

《独立报》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背叛：

当事人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曝光，虽然在不到14岁的时候遭受到侵犯，但她依然鼓起勇气重新生活，走出心理的创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名克罗因牧师多年来一直对她实施性侵。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2名牧师在这段时间对我实施性侵。”她说。

当这名女性最终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反抗时，便毅然决然地联合其他受害者通过司法程序控告施暴者。不过，当她竭尽全力让作恶者承担起责任时，她发现更多背叛的存在：

我们挣扎了多年才鼓起勇气将受到的侵犯公布于众，却意外地发现主教教区在处理无数性侵控诉时拖泥带水。

让受害者最为惊骇的是，那些本应该保护他们的人明显更加偏向于维护教堂免受任何争议的口风。

最令人心寒的是，如果主教教区及时、正确处理收到的第一次侵犯指控时，那么至少有一个肇事牧师就不会持续对身边儿童实施虐待行径了。

对体制背叛的研究：性侵事件后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

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尔德（Jennifer Fred）在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当性侵发生时，如果相关部门没能保护受害者或者对其做出正面反应，那么性侵的危害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调查了出现过性侵的相关机构（比如大学、教堂、互助会或者妇女联谊会）。为了让这项研究顺利进行，史密斯和弗尔德不得不开创一个评判体制背叛的方法。他们设计出了机构背叛问卷（IBQ），该问卷能在性侵和后续的侵犯发生之前评测出机构的背叛。研究者利用IBQ和其他测量方法搜集了345名大学生关于非意愿性经历、创伤症状、机构背叛经历的自评报告。

研究中，近一半的女生（47%）至少受到过一次的性侵犯。多于三分之一的调查参与者经历过机构背叛。在这些遭受过机构背叛的参与者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仍然是肇事机构中的一分子。也许最为引人痛心的是，机构背叛会诱发严重的创伤症状，即便性侵犯得到控制之后。换句话说，有过非意愿性经历的女性在受到机构背叛后，其焦虑程度、性创伤、性功能障碍的水平都会增加。显然，机构背叛带来的伤害极其严重。

在2011年末，机构背叛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闯入公众的视线，故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足球副教练杰里·桑达斯基（Jerry Thaddaus Ki）身上。桑达斯基被指控多年来性侵过45名儿童。显然机构对性侵一事知之未报。事实上，2010年7月12日，一则特别的调查顾问报道（被称为“弗里报告”）指出：

最令我们难过、最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是遭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竟然完全受到漠视。14年来，宾州州立大学最有权力的人没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护受到桑达斯基性侵的儿童。桑达斯基被捕之前，斯帕尼尔先生（Messrs Spanier）（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校长）、舒尔茨（Schultz）（宾州州立大学的前任副校长）、帕特诺（Paterno）（首席足球教练）和科里（Currey）（前任体育指导员）从未对受害者的安全和幸福表示出任何关心，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为上。

当乔·帕特诺（Joe Paterno）最终因为掩饰案情而被捕时，许多人表现出自己的愤怒——不是因为儿童受到性侵，而是帕特诺被解雇。即便在帕特诺去世、桑达斯基定罪之后，仍有人支持桑达斯基。可能会有人困惑，人们为什么支持猥亵孩子的作恶者？帕特诺的视而不见，为桑达斯基创造了环境来一再地犯案。起初对性侵的掩饰，以及随后很多人的维护构成了机构和社会中背叛盲视的案例。

抗议者持否认态度也是合乎情理的反应，他们规避自己对性侵的认知，因为这会戳到他们的痛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许多人虽然与桑达斯基或帕特诺一案无直接关联，但他们与受害者或性侵者有的是朋友，有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否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发生的性侵案件，换句话说，他们对此一直保持盲视。不过，这起案件激起的关注和愤慨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此等规模的性侵以及对其掩饰是常见的现象，但却很少有作恶者受到指控，很少有高官承担起责任，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怒。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引起的满城风雨总比另一种反应——沉默好得多。

军营中的性创伤和背叛盲视

近年来，出现机构背叛的一个组织环境逐渐成为公众焦点：军营中的性创伤。

或许自从人类发生战争以来，军营中的性创伤就已随之应运而生。然而军营中的性创伤及其引起的重大伤害在学术上的创伤研究领域中是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军营中的性创伤涉及机构背叛，因为自古以来，军方不愿意对军营中的性创伤采取预防措施，对相关的报告也不予承认或者做出正确反应。所以，很多人对此保持沉默。2011年12月，达尔·詹梅尔（DahlDjamel）在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eezera English）中这样报道：

比利·开普肖（Billy Capshaw）于1977年参军，此时他才17岁。经过训练他成为一名战地医生，被调往德国的鲍姆霍尔德。他的舍友杰弗里·达默尔（JeffreyDammel）凭借略高的资历，剥夺了开晋肖执行正式任务、写邮件、领工资的权利。达默尔彻底将这位年轻的战地医生与世隔绝，并经常对其实施性侵、强暴，折磨他。

达默尔作恶多端，随后成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和强奸犯，谋杀了17名男性，1994年，在哥伦比亚惩教所被一名囚犯痛打至死。

开普肖回忆：“我当时很小，不知道怎样应对这种情况。我的长官不相信我说的话。没有人能帮助我，即便我反复地求他们。”

开普肖不得不在余生与自己做心理斗争，这在经历过军营中性创伤的幸存者中屡见不鲜。

达尔·詹梅尔同时指出：

军营中性创伤（MST）的幸存者苏珊·阿维拉·史密斯（Susan Avila-Smith）是老兵倡导组织“女人抱成团”的领导者。15年来，她为很多处于MST不同恢复阶段的女性和男性患者服务，亲眼目睹到MST所造成的重大伤害。

“人们无法想象这些人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她对半岛电台的记者说，“我帮助过3000多人，其中只有1个人有工作。战争的创伤已经给他们留下很深的伤害，但是就MST而言，它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同胞所为。你在伤害自己的朋友、同龄人、告诉你会鼎力支持你的人。他们说，那种背叛以及来自于指挥部的背叛往往比性侵本身伤害更大。”

在2010年末，女兵行动网（Service Womens Action Network）和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对国防部（Departmentof Defense）和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提出诉讼，控告他们“没有遵守信息自由法案，拒绝披露政府档案记录——记载在军营中发生的强奸、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件”。诉讼的目的是“揭示公众关注事件的档案记录，也就是在军队中发生MST的比例、国防部(DOD)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对MST及其他因公残疾的政策、每个部门对MST做出何种反应”。

女兵行动网（SWAN）和美国民权同盟（ACLU）发表了一篇新闻稿：

“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甚至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拒绝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关于性创伤给身穿制服的女性和男性所带来的伤害，关于退伍之后的MST幸存者享受到的治疗和福利”，阿努拉·巴拉瓦蒂（Anurag Bala Waed）说，他是前海军上尉，也是SWAN的执行理事。“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应该将服役人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曝光军营中性创伤的比例，以昭告天下。”

新闻稿中还提供了以下信息：

“从军营性创伤的已知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性侵在我们军队中实属常见”，桑德拉·帕克（Sandra Park）说，她是ACLU妇女权益项目的专职律师。“但是，许多遭遇性侵的服役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性侵的比例以及为解决此问题所采取过的措施必须公之于众。”

显然，提出诉讼的部分动机是意识到这属于机构背叛：

“政府没有关心、慰藉诸多急需帮助的女性，她们要应对那些令人一蹶不振的事情，比如强奸、性侵和性骚扰。”安德鲁·施耐德（Andrew  Schneider），他是康乃狄克州ACLU的执行理事。“这些女性为服务祖国，冒着生命的危险。政府至少要披露问题的严重程度。”

难道一种背叛还不够令人痛苦吗？被战友强奸这种背叛还不足够令人心如死灰吗？事发之后，还要忍受本应保护受害者的组织发布的谎言、否认的态度，这让背叛又升级了。

法庭上的机构背叛

在第三章，我们探讨了飞机上的女孩遭到性侵。那起案件的结果最终是大快人心的——正义得到伸张——但是由于公众对受害者心理的误解，它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让犯人得逞。其实，法律上对认同标准的定义不清晰以及公众对受害者反应的不理解都会让作恶者钻空子，让受害者受到指责，甚至可能还会将性侵归咎于受害者身上，而让作恶者逍遥法外。这种背叛发生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所以，为了正义，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至关重要。

我们从创伤心理的研究中发现一些现象，候选陪审员或者像你这样感兴趣的读者可能对此也了解地不够深入。你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将理解和公正传递给性侵、背叛、背叛盲视的受害者。

受到性侵时消极反抗是儿童和成人的普遍反应。研究表明，在性侵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二分之一的儿童消极反抗，甚至是毫无反抗。人们自然而然会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对性侵进行实证科学研究时，发现将动机和原理分开看待的话，消极反抗实属常见。在关于性侵的科学文献中，这类消极或零反抗的反应有时被称为“强奸引发的瘫痪”。有的研究试图解答受害者“为什么”和“如何” 消极反抗的问题。很多因素（比如力量悬殊和背叛盲视）与消极反抗相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反抗的危险，受害者综合判断之后会做出消极反抗这个清晰的决定，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还有受害者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比如思想分裂，以及麻痹或僵住这种无意识的生理反应。我们会在第9章详细探讨这些。

有时，受害者会完全或部分忘记自己受到的性侵经历。无数的研究表明，有些受害者会在某个时间段忘记性侵事件。忘却甚至可能发生在铭记一段时间之后。1997年，戴安娜·艾略特（Diana Elliott）发表了对多种创伤经历的记忆研究结果，此次研究仔细调查了美国人中的代表样本。艾略特发现，在不同的创伤类型中，17%的参与者表示部分忘记，15%表示有一段时期对此完全丧失记忆（总共有32%参与者表示延迟回忆）。某些人际间的受害经历（诸如儿童性侵和强奸）会比非人际间的创伤经历（比如车祸）的遗忘率高。当受害者原本信任、亲近或依赖于作恶者时，性侵经历便常给受害者带来背叛创伤，而这种背叛更容易被受害者忘却。

通常，受害者根本不会透露性侵事件，或者多会在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后提起。有时，受害者拒绝提出法律诉讼。无数研究发现，保守秘密、放弃诉讼、延迟披露事件是性侵的普遍反应。大多数经历儿童性侵的人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会披露真相。同时研究表明，作恶者与受害者关系越密切，他们保守秘密、延迟披露时间、放弃诉讼的可能性越大。背叛盲视的原因是让人们看不到亲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也会激励受害者保持沉默。在本书后半部分，我们会探讨披露真相的危险性以及治愈的可能性。

受到熟人的侵犯比受到陌生人的侵犯更加普遍，伤害性可能也会更大。大多数性侵是由受害者的熟人所为，这增加了延迟披露时间、缺乏支持、后果更为严重的可能性。人们普遍认为“陌生人危险”，这种刻板印象使得人们对性侵的相对风险，以及熟人和陌生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困惑不堪。例如，如果一名女孩乘飞机时坐在陌生男子旁边，她沉睡了，醒来时发现他正在摸她。之后她解释自己当时特别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辩护律师会做出双方同意辩护吗？陪审团会这样认为吗？直觉告诉我们：不会，只有当受害者与作恶者相识时，这样的辩护才可能发生。如果受害者认识作恶者，尽管事发之前没有出现过挑逗行为，作恶者很容易钻法律上双方认同的空子，那么实情又是如何呢？也许人们会认为女性受害者享受被熟人性抚摸，因为她们如果不情愿会更有理由拒绝非意愿的抚摸，或者男人貌似有权抚摸认识的女性。这些观点无一正确。相比于受到陌生人的性侵，女性或女孩若是受到熟人的侵犯更加不可能披露真相，她们的心理阴影也更为难以愈合。

受害者在遭到侵犯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反应。成人和儿童对性侵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有些人会感到万分悲痛，有些人不会。当即的反应可能包括恐惧、焦虑、迷惘、自闭。受害者由于强烈地感到耻辱，通常会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受到侵犯后，想去洗澡或是几天、几个月以来反复清洗自己。长此以往，受害者要承受的负面后果更为广泛，包括创伤后的压力、抑郁、自杀以及其他心理问题。受害者在背叛创伤的情况下出现极其危险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会在后面深入探讨。

当人们对受害者揭露的真相持有负面反应时，最为常见的是不相信受害者并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这会加深受害者受到的性侵伤害。不信任和责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背叛，极不利于受害者从性侵的阴霾中走出来。正如布瑞恩·马克思（Brian Marx）解释：“在当今社会，性侵案例的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人们将性侵的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而且，家人、朋友、警方、法官甚至是心理健康专家往往不重视或忽视性侵的后果。不幸的是，这样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化了受害者的耻辱和羞辱感，从而加深性侵的危害。”

以上罗列的相关研究结果只是冰川一角。我们知道更多创伤的心理以及受害者对性侵的反应。如果公众和陪审员在审判一个案例之前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就不需要专家证词来提供受害者心理状态了。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会在司法体系以及社会中创建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环境；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更有可能让法律反映出受害者心理的真相；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我们的自由免受侵犯。我们的研究结果往往也可以为遭到侵犯的受害者制定治疗方案以及找出责任方，同时为预防人际间的侵犯提供一种参考。这次研究所传递出的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社会上与其他人相处。我们希望你从中得到的知识会让你看待性侵受害者的角度有所改观。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

当今社会中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我们往往会对身边的不公平、压迫、背叛视而不见。虽然旁观者持有背叛盲视的态度着实让人窝火，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受害者有必要对背叛装作看不见一样，或许旁观者也不得不这样做。经过亘古的历史演化和终身的文化熏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有道德的个体。道德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部分，也是每一种文化和宗教的核心。道德规范的一个基本教义是公平，另一个就是关爱或不伤害他人。尽管不同的传统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比如，服从、忠诚、纯洁），但公平和关爱是所有道德体系的核心。他人可能会违反公平和关爱教义，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仅仅会让受害者感受到背叛，旁观者的内心也会有这种感觉——感到背叛了公平和正义原则。然而我们会对背叛选择视而不见是因为看见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朱迪·赫尔曼（Judy Herman）写过一段轰动一时的话语：

我们很容易掉进支持作恶者的陷阱。作恶者所需要的只是让旁观者无动于衷。他呼吁公众对罪恶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不披露。相反，受害者需要旁观者一起分担痛楚。受害者需要旁观者付出行动、承担义务、回忆事发过程。

这段颇具说服力的语言暗示着，旁观者的盲视为旁观者支起保护网，可以让他或她维持现状、免受风险。而看到背叛会将旁观者推向这样一种境地——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动，而旁观者的现状和舒适度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旁观者的背叛盲视可能是对可怕事件诸如种族屠杀产生的所谓“心理麻痹”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旁观者对此透露半点风声，他们就是在拿自己的幸福或生命冒险。旁观者选择背叛盲视的一个例子发生于维洛德隆赛场，也被称为法国恐慌。

维洛德隆赛场是一家大型的室内赛车场，靠近巴黎埃菲尔铁塔。1942年7月，这个室内赛车场上演一出骇人听闻的事件。法国当时处于纳粹占领和统治时期，警方逮捕了成千上万名犹太市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并将他们像囚犯一样带到室内赛车场，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些人最终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大部分被杀害。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令人震惊的事件是法国警方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而不是纳粹方，并且事发后，大部分民众竟不记得此事。即使现在，许多人在知道四分之一的遇害者是法国公民，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逮捕时，都会感到十分震惊。近期，某些市民组织要求警方公开事件始末。如今在巴黎可以发现纪念遇害者的石碑，但是法国警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一度矢口否认。最终在1995年7月，当时的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e）规定，法国必须要承担起在杀害犹太人一事中的责任以及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

这些黑色时期将永远成为我们历史中的污点，也对我们的过往和传统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是的，这次疯狂屠杀市民一事是在法国警方、法国政府的协助下产生的。53年前，也就是1942年7月16日，450名法国警察和宪兵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遵循纳粹的指令。那天凌晨，在首都巴黎地区，近10000名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家中被捕，并在警察局集合……法国是启蒙运动和《人权宣言》的起源地，是包容和庇护人民的国家。法国承认那一天已无可挽回。它没有遵守承诺，残忍地将那些理应被保护的人亲手送到刽子手手中。

无疑，背叛的程度着实让人吃惊，但背叛盲视的程度也不可小觑。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背叛已受到更多的关注。在第10章和第11章，我们会探讨承认背叛、正视过往的背叛存在的风险以及治愈力。